陈俊武：用一生回答“炼油强国”之问
科技日报记者 操秀英
在沉甸甸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名单里，一个名字加上了黑框。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原名誉主任陈俊武。
这位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石油化工事业的科学家，用攻坚克难的科研人生，回答了“中国如何走向炼油强国”的时代之问。
1927年，陈俊武出生于北京书香门第，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大二时到抚顺的一次参观，让他与石油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他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留下的尚未开工生产的人造石油厂。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落后，处处受制于人。年轻的陈俊武暗下决心：挽弓当挽强，投身石油工业才有用武之地。自此，科技报国的种子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1949年，陈俊武入职抚顺矿务局，初入职场的他便崭露锋芒。一次值班时，他发现车间蒸汽喷射器抽力充足，大胆提出停用配套鼓风机的设想。他啃下专业理论、反复测算参数后，试验获得成功，停用后单台鼓风机每小时就能节电25度。这次小小的革新，点燃了他的创新热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庆油田的发现开发让我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可炼油深加工技术却被西方牢牢封锁。“有了上好的稻谷，却吃不上香喷喷的白米饭”，首都街头汽车背着煤气包行驶的场景，成为石油人心中的痛。1961年，我国启动流化催化裂化等“五朵金花”炼油新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临危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
那是一段饿着肚子搞科研的岁月。那时，团队顿顿吃清水熬白菜，偶尔吃顿豆腐渣就算改善生活，却要每天伏案工作十几个小时。陈俊武常说：“科学报国就是要有牺牲精神，咬着牙也就熬过去了。”经过整整4年攻坚，1965年5月5日，我国首套60万吨/年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在抚顺石油二厂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这套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制造、安装的装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让我国炼油技术跨越20年。
陈俊武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上世纪80年代，陈俊武首创同轴式催化裂化技术，将反应器与再生器“叠罗汉”式同轴布置，大幅节省占地、降低能耗。方案推向兰州炼油厂时，质疑声四起：“有可能出事故，出问题谁负责？”陈俊武当场立下军令状：“如果出了问题，我陈俊武负责！”这份底气源于他对每一处参数的精准测算。
1982年，同轴式催化裂化装置顺利投产，当年就收回4000多万元投资。随后，在上海炼油厂项目中，他又将同轴式与烧焦罐高效再生技术结合，实现了“鱼和熊掌兼得”的突破。
花甲之年，面对我国石油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的隐忧，陈俊武跳出熟悉的炼油赛道，将视野投向国家能源替代战略。他全程指导推动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化攻关，五次奔赴试验现场，与科研团队联合破解工程化难题。
2010年，世界首套百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包头一次投产成功，开辟了我国独有的煤化工战略性新产业。如今国内四分之一的乙烯都来自这项技术，大幅降低了对石油原料的进口依赖。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晚年的跨界突围。2010年，83岁高龄的陈俊武将目光投向全球气候变暖议题。作为石油化工领域权威，他毅然决定跨出舒适区，从头自学气候变化、碳排放相关知识。他买来几十本专业书籍，日夜研读。
有人不解：“您本是搞石油的，为何晚年要啃这块硬骨头？”他淡然一笑：“科学家就得有担当，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得研究什么。”
历时3年，他牵头完成了24万字的《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系统论证了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可行路径，为国家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支撑。
“我的知识属于祖国。”卸任领导岗位后，陈俊武把大量心血倾注在人才培养上。他创办催化裂化专业高层次人才培训班，与青年技术人员签订导师带徒合同，手把手带出一批行业骨干。
陈俊武对名利淡泊到极致：重大科研成果申报时主动让名，把4万元奖金捐作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在郑州大学兼职6年的20万元酬金悉数捐出设立奖学金，只收下一束鲜花送给卧病的老伴；公司分配的异地安置房他坚辞不受；看望老同事特意下“封口令”不愿惊动企业。他常说：“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奉献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小于索取，人生就黯淡。”
2024年5月1日，97岁的陈俊武在洛阳与世长辞。“耄耋老翁忆平生，有志年华事竟成。亦老苍天情未了，扁舟浩海又启程。”陈俊武生前写下的这首诗，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赵亚夫：带着农民干，不收一分钱
科技日报记者 张晔
6月的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戴庄村，稻田里绿浪翻涌。85岁的赵亚夫又弯着腰站在田埂上，察看有机水稻长势。
此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授予赵亚夫“七一勋章”。这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毕生躬耕践行入党誓词，以科技之光点亮千万农民致富梦想。
六十余载寒来暑往，赵亚夫始终牢记入党初心。
1963年，看完电影《雷锋》后，22岁的赵亚夫心潮澎湃，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写在入党申请书上的誓言，成为赵亚夫一生的行动坐标。
1966年3月，赵亚夫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肩头的责任，驱使他主动到农村一线锻炼。在常州武进横林公社蹲点的两年多里，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手把手传授农业技术。
1982年，赵亚夫赴日本研修，他敏锐地发现草莓种植技术能让农民增收。回国时，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带回电器，而是打包了13箱农业书籍和20株原种草莓苗。
面对将信将疑的村民，赵亚夫手把手教农户育苗、施肥、防病，承诺“收成不好由我赔偿”。
第一年试种的草莓每亩收入超过2000元，是常规农作物的两倍多。农民们看到了希望，草莓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如今，句容市白兔镇草莓种植已达2万多亩，亩均收入2万多元，富起来的农民盖起的新楼被称为“草莓楼”。“要致富，找亚夫。”这句话从此在当地口口相传。
2001年，退休后的赵亚夫本可以安享晚年，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最贫困的戴庄村。当时的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村集体负债累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农民不喜欢听大道理，只有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他们得到实惠，以农富农才能持续下去。”赵亚夫说。
初到戴庄村推广有机农业，赵亚夫就碰了一鼻子灰——第一次上课只来了两个农民。他没有灰心，挨家挨户拉家常、做工作，动员党员带头试种。第一年他推广的有机桃上市，价格是普通桃子的3倍。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农民们纷纷跟进。
2006年，赵亚夫牵头成立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探索“村社协同”模式。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村社干部交叉任职，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统一服务，让不会做生意的农民也能赚到钱。
目前，全村866户中有812户以土地入股形式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03年的入不敷出，增长到2025年的数百万元。
赵亚夫常说：“我干了一辈子农业科研，手上有知识有技术，不能让这些知识烂在肚子里。”60多年来，他的农业科技项目落到哪儿，富裕就跟到哪儿。
生物多样性农业，是赵亚夫退休后深耕的技术方向。在戴庄村，他带领农民采用健康种植养殖技术，实行多元化农牧混作，把农业生产与生态修复结合起来。
戴庄村的“越光”水稻已连续20年不用化肥农药。每年收割后，农民在稻田里种上红花草、苕子、油菜，来年春天育作绿肥还田。
“跟着赵老学习了这些年，才明白好山好水真能‘长出’好价钱。”戴庄村家庭农场主彭玉洪说。
在赵亚夫的名片上，没有醒目的头衔，只印着“戴庄村农业合作社总顾问”，后面括号里写着“志愿者”。他的手机里存着200多个种植大户的电话号码，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数十年来，他无偿为农民服务。
赵亚夫不仅自己扎根农村一线，还带出了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科技服务队伍。
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在戴庄村揭牌成立，赵亚夫担任总顾问。2020年，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启动实施亚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农业科技服务新模式。一批批年轻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拿过“接力棒”，奔走在田野乡间。
一年365天，赵亚夫有200多天在农田里。如今，85岁的他依然常常下田。6月的骄阳下，他弯着腰察看稻苗长势的身影，仿佛与60多年前那个立志兴农报国的青年重叠。从20株草莓苗到万亩有机田，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传承，赵亚夫用一生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诠释着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我最希望老百姓能竖着大拇指夸我一句：‘赵亚夫是一个纯粹的党员！’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赵亚夫曾这样说。
（图片由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钟掘：淬炼“极致”的中国制造
科技日报记者 操秀英
“20万给我们，赔本也要做。”十几年前的一句话，如今9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掘记忆犹新。
7月1日，钟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这枚勋章承载的，是她“赔本也要做”的倔强、“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的自信，是一名共产党员冲锋在一线、攻关在前沿、矢志报国的一生。
将镜头拉回十几年前。彼时，国家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的关键部件——直径10米级的整体过渡环件制造亟待突破。“在一次项目论证会上，我主动要求承担这一任务，但项目负责人很为难——只有20万经费了。”钟掘回忆。
当时铝的价格是一万多元一吨，连接环重十几吨，20万做个铝锭都不够。“但这个课题关系到中国火箭的升级换代，我们必须冲上去。”如今回想起来，钟掘眼里仍闪着光，“我们要把团队所有积蓄拿出来，做成这件事。”
最终，她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贮箱整体过渡环、箱底瓜瓣等关键构件。这些突破，为国产大飞机、重型运载火箭等新一代空天装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是钟掘“科学报国”的生动注脚。她用一辈子践行了一句话：让国家强大，是我们的责任。
刻骨的爱国情怀根植于那一代人的民族记忆。1936年出生的钟掘，年少时曾目睹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尚是孩童的她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一路饱尝战乱苦楚。“中国苦难的历史是被人欺负的历史，是站不起来的历史。”钟掘说，她从小的信念是要为国家富强而努力。
临近高中毕业，学校组织毕业生去钢厂煤矿参观，炼钢炉前钢花四溅，工人们在高温中穿梭扒渣。那个场景深深刺痛了她：“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环境改造好一点？”高考时，她毅然填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机械系。当年全校300余名高中毕业生里，仅有两名女生选择重工业，她是其中之一。
从此，钟掘在“为中国制造破壁垒”的路上步履不停：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如今，回首过往，钟掘很少提各种奖项、头衔。谈起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她说，帮武汉钢铁公司和日本专家谈判算一件。
上世纪90年代，武汉钢铁公司从日本引进了一套号称“集各种现代科技于一身”的热连轧机。结果，空载试车时，机器却“趴窝”了。
日方专家一口咬定：这是中方工人操作不当、维护不力造成的！
钟掘课题组受邀诊断，连续多日监测测算。她发现设备传动系统内部存在一个设计之外的“封闭力流”，它以数倍于设计值的负载反向传递，导致设备异常损坏。
确凿的数据摆在面前，日方彻底信服，不仅作出经济赔偿，还按中方研判修正了设计。“这之后，我不再迷信外国专家。”钟掘说，“中国人的才智绝不输外国专家。”
此后，国内多家工厂引进的轧机出现震动、故障，都来找钟掘团队解决。她接连攻克多款进口装备的技术难题，在实战中淬炼出强大自信。
这位“硬核奶奶”现在依然经常出现在实验室，和不同课题组讨论新方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时间不够用。”钟掘说，目前团队的科研方向由大家共同研讨确定，她会分享多年积累的经验，与年轻人一起梳理前进路径，给年轻人带带路。
她对学术和产业前沿保持着极高敏锐度。“马斯克的可重复使用火箭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现在各国都在研究用更便宜的不锈钢代替铝合金来作为火箭贮箱，我们就迅速布置了这一课题。”她说。目前，钟掘团队已经做出了10米级不锈钢火箭贮藏关键组件。
不仅如此，钟掘还深谙成果转化之道。团队通过技术入股成立了两家国有控股的学科性公司，分别瞄准大尺寸空天构件和超精密元件制造。“多想些国家，少想些自己，给国家解决些难题，那种心情是任何东西替代不了的。”钟掘说。
“我还要想办法‘搞钱’。”老人说起这个时髦的词，不禁笑了，“要筹集经费做更多预研工作，我们的标准始终是在实验室里做出实际能用的中试产品，这样国家在重大工程中能很快用得上。”
为了让年轻人接续传承这份爱国情怀，钟掘引导学生深度参与国家重大项目，让他们在解决真问题的过程中体会责任与担当。“爱国不是空话，你每天做的事都和国家任务绑在一起，自然就懂了。”她常叮嘱年轻人，要敢挑担子、善动脑筋，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的浪潮里。
（图片由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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