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力媛 科技日报记者 王春
7月2日，202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站在上海科技领域最高领奖台，7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接过2025年度上海市科技功臣奖的证书。她平静地说：“50多年来，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陈赛娟口中“应该做的事情”，是让一种曾经被判“死刑”的疾病有了被治愈的可能。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曾是最凶险的白血病，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往往只有几周。陈赛娟和团队创制的“上海方案”，将患者五年无病生存率从曾经的不足10%提升到92.9%以上，也让APL成了全球第一个可被基本治愈的急性髓系白血病。
从挡车工到院士，从巴黎到上海，从一条走廊到国家级转化医学中心……“应该做的事情”背后，是一名科学家用半个世纪书写的关于选择、牺牲与坚守的故事，也是一代中国医学科学家从跟跑到领跑的缩影。
回国航班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1968年，陈赛娟17岁，被分配到上海第五丝织厂。挡车工的活计辛苦，一天下来“眼皮瞌重”。别人歇了，她往卢湾区图书馆跑，一个面包一壶水，一坐就是半天。
1972年，厂里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陈赛娟被一致推选。在医学院和外国语学院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学医可以治病救人。”
1978年，研究生考试恢复。陈赛娟在报名截止前一周报考。理由朴素得出奇：“每天看病，但好多病还是看不好。”那一届，我国著名血液病专家王振义只招两名研究生，一个是她，另一个是陈竺。两个年轻人从此走上同一条路，日后结为夫妻，一起写进中国医学史。
1986年，陈赛娟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攻读博士。导师洛朗·贝尔杰是国际顶尖的细胞遗传学家，破例收了她这位外国学生。
陈赛娟去法国留学那年，儿子才几岁。她把孩子留在国内交给家人。舍不下儿子，但她更清楚自己此行的使命。她接手的是一个难度极高的细胞遗传学课题，半年毫无进展。陈竺从另一个城市赶来，夫妻并肩攻关。此后整整两年，陈赛娟宿舍的灯常亮到深夜。两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狭小空间里，硬是攻下了法国导师都觉得棘手的难题。
但当课题即将取得突破时，导师要求陈赛娟把成果移交给一位新来的美国同行。她没有争辩，转过身去另起炉灶。半年后，美国人一无所获，陈赛娟夫妇发表了6篇论文。
1989年7月4日，巴黎飞往上海的航班落地。陈赛娟和陈竺走出机舱。就在几个月前，她刚以最优评分获得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极力挽留她，那里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优渥的生活条件、广阔的职业前景。
但陈赛娟要回国。
那架航班上所有人都在往外走，只有陈赛娟夫妇俩往回走。去国四年，归来两手空空，但心里装着一个信念——学成报国，天经地义。
几十年后，瑞金医院院长宁光谈及此事依旧感慨：“如果大家记得1989年那个日子，整个飞机上只有两个人回到中国。在大家最困难的时候回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走廊实验室造出惊艳世界的“上海方案”
回国后的科研条件，用“一穷二白”形容毫不为过。
瑞金医院在老门诊楼的走廊里腾出10平方米。没有低温冰箱，冰块自己取；没有蒸馏水，一滴滴自己烧制；没有PCR仪，用三个水浴锅在不同温度下手动切换。最让人无奈的，是患者排队候诊时，累了往实验台上一坐，随手碰了温度旋钮，整天的数据全废。一次，借来的冰箱断电，从法国带回的珍贵细胞株全部坏死。“那真是哭也哭得出来。”多年后陈赛娟回忆那一刻，依旧动容。
但是哭完了，从头再来。
正是在这条走廊上，陈赛娟用两年时间建起了系统的白血病标本库和分子生物学平台。1991年，受美国西奈山医院邀请访问三个月，她在国际上首次发现APL的一种新型染色体易位，并成功克隆相关基因——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人类致病新基因克隆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更大的突破，伏脉在更早的源头。
20世纪80年代，导师王振义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不靠“杀”，而靠“教”，诱导癌细胞分化为正常细胞。这个理念在当时近乎异想天开。几届研究生轮流攻关，屡试屡败。直到1988年，全反式维甲酸在APL上终于奏效。
但“有效”不等于“理解”。为什么偏偏是这种药？为什么偏偏是这种病？陈赛娟要做的，是捅破那层窗户纸。她从分子层面解析了APL的特征性融合基因PML-RARα，搞清了维甲酸“教育”癌细胞变回正常的完整链路。紧接着，团队又发现三氧化二砷直接作用于PML蛋白，把癌细胞推向凋亡。
一个“分化”，一个“凋亡”，两条路径，殊途同归。“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陈赛娟这样总结。APL的融合蛋白是那把“锁”，维甲酸和砷剂是那把“钥匙”。找到了钥匙，锁就打开了。
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证实，535例初发APL患者经协同靶向治疗后，五年无病生存率达到92.9%。国际同行将此方案命名为“上海方案”，并将其确立为全球治疗APL的标准疗法。
2009年，罗马，一场国际学术会议。第二天一早，大会主席给陈赛娟送来一张贺卡，落款是一位当地APL患者——“谢谢中国医生，把我的病治好了。”
从“冷板凳”到“热传承”
“我们算是幸运的。”陈赛娟坦言，“全反式维甲酸一试就成功了。”顿了顿，她又补充——“但运气来了，你要接得住。”
什么叫接得住？是王振义几十年的屡败屡战——1978年她读研究生时，老师就在做这个研究，没有实验室、没有经费，但他相信这条路能走通。是陈赛娟和丈夫回国36年的坚守——从走廊到国家级转化医学中心，36年间多少诱惑、多少困难，她没有动摇过。也是让年轻人坐“冷板凳”的定力。
卢敏是那个坐冷板凳的人。2014年从牛津回国，跟着陈赛娟研究p53基因——全球半数癌症与之相关。整整7年，他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压力很大。”卢敏说，“但陈老师让我们忍着，要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2021年，他们找到了p53靶向分子——竟然还是三氧化二砷。全球71个团队竞争，他们第一个成功。卢敏在显微镜下亲眼看到了那个瞬间：砷原子精准地嵌入了p53蛋白的硫原子。世界就是这么奇妙。陈赛娟用三氧化二砷打开了一把锁，三十多年后她的学生用同一个分子打开了另一把锁。这就是传承。
“上海方案”的成功，没有让陈赛娟止步。
“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她说，“其他白血病是不同的锁，需要造不同的钥匙。”她把靶向治疗的思路推向了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遗传性血液病。2023年，以陈赛娟、陈竺、赵维莅为核心的瑞金医院血液病转化医学团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创新团队）——全国当年唯一获此殊荣的团队。
学生赵维莅已是瑞金医院血研所第五任所长，先后牵头完成国内首个CAR-T新药的临床研究，产品成功上市；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团队合作开发的CAR-T产品已在美、欧、日上市，去年全球销售额达19亿美元。
平台更迭同样惊人。那条走廊实验室所在的老门诊楼，正在拆除。
2020年，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在瑞金医院落成。这是我国生物医药领域首个国家级大设施，配备300张临床试验专用床位，每年推进约100项临床研究。
50多年过去，陈赛娟用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把锁，救了多少人，她自己没算过，她只说“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如今，75岁的她还在为“让每一个APL患者都有治愈的可能”奔波。“临床试验五年生存率超过95%，但真实世界数据是85%。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患者，可能连维甲酸和砷剂都拿不到。”为此，她建起了覆盖全国的白血病登记系统，累计入组近10万例患者。接下来要往下推，推到基层去……
为了那件“应该做的事”，陈赛娟院士五十载如一日，坚守科研一线。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做到极致。这就是科学家的信仰。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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