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阳
现代主流创新方法论多为欧美舶来概念，使得不少人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守成、缺乏创新思想。事实上，中华文脉自古蕴含创新基因。《周礼·考工记》开篇明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行水，此皆圣人之作也。”古之“作”代表的意义与现代“创新”高度对应。将最高尊称“圣人”与“作”关联，是崇尚创新的明证。《世本·作篇》更是系统记载了上古至战国的各类发明创造，见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创新实践传统。
此外，先秦时期已出现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深度思辨，墨子与儒家学者公孟子的论辩极具代表性。针对公孟子只重传述、否定创新的守成观点，墨子提出“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主张传承与创新并举，以主动创造推动优善事物迭代发展。这一思想突破了传统守旧认知，而《墨经》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工程哲学经典，可谓中国古代创新方法论的大成之作，也成为探究中国本土创新理论的核心著作之一。
“为天下而作”的创新观
先秦墨家是以务实创新与社会改良著称的学派。而《墨经》则是墨家学派的必修典籍。
墨家创新观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即为“为天下而作”。这里的“作”，同样可理解为现代的“创新、创造”。《墨经》有言：“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墨家始终以天下之利为核心关切，同时强调个人才干必须足以支撑济世抱负。《墨经》中有五条关于“志”的论述，即“墨子五志”，构成了“志天下—志实—志敢—志工—志行”的完整序列，为“志天下”的理想落地提供了清晰的实现路径。
回望各类现代发明的早期雏形，诸多领域都留有墨家创新的印记：小孔成像被视作照相机成像原理的源头，风筝是人造飞行器的早期雏形，瓮听术可被视作是最早的阵列式定位信息技术。《墨经》更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杠杆与轮轴原理的典籍之一。理论层面，《墨经》蕴含整体与部分的系统思维、朴素经济学观点、几何学基础及五行理论雏形。其《备城门》诸篇系统记载了各类军事器械发明，被视为中国古代军事工程学的开端。
明确的创新理论体系
墨家对发明创新的明确见解体现在“墨子四作”：其一，自作——自主完成创新，引得众人愿意仿效；其二，作嗛——创新立足长远、未雨绸缪，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兼具预见性与伦理约束；其三，作非——唯有亲身实践，才能形成正确判断；其四，令不为所作——未曾亲历亲为，创新举措大多难以落地。“四作”从创新者与社会的关系切入，提出创新和目标选择、趋势预判、利害权衡、是非认知的紧密关联。
墨家同样关注创新如何传播扩散的问题。《墨经》中“佴—作—法”的概念链条说明，可效仿性、创新、方法三者，在中国古代创新哲学里存在天然内在关联。《墨经》以“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界定法度的可效仿性：以画圆举例，仅有“一中同长”的理论概念尚且不足，还需“规”这类工具与实际绘制范例，思路、工具、实例三者齐备，他人才能参照效仿。墨家把各类工匠“以仪为法”的工程实践提炼至哲学层面，认为但凡成事，必有可供遵循的法度；同时主张“言必立仪”，提出观点时需配套对应的检验标准，著名的“三表法”便由此衍生。
创新离不开技术。《墨经》有“观巧传法，问故观宜”“巧转求其故”的观点，主张在观摩、传授、研判技术问题（即“巧”）时，都要深究其“故”。以上内容均体现墨家十分看重事物形成的根源，也就是“故”。
《墨经》将成因体系中最基础的原因称作“小故”。小故的判定标准为“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便是如今所说的必要条件：具备它未必能成事，缺少它则必定无法成事。《墨经》对“端”有清晰定义：“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指代任一系统生成过程中最先出现的组成部分。因此从“小故，体也，若有端”能够看出，小故是具备开端属性的基础原因，是系统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事物成因体系里最初的组成要素。
同时，《墨经》也界定了“大故”这一概念。大故的判定标准为“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释义为：具备它便能成事，缺少它则必定无法成事。集齐全部大故，就如同完整看清事物全貌，能够掌握事物全部形成条件。
墨家完整的创新流程为：先厘清基础成因“小故”，再逐层推演、汇总全部条件直至找到完备的“大故”。这套方法体系名为“墨子双故”或称“得成法”——其中融合系统思维、实证手段、逻辑理论与本体认知，是中国古代一套要素完整、体系成熟的创新方法论。
墨家从认识论角度探讨创新，对闻、说、亲、名、实、合、为七种认知形态进行了讨论，此即“墨子七知”：闻知（获取信息）、说知（提出假设）、亲知（亲身考察）、名知（对新事物进行定义）、实知（将对新事物的构想付诸实践）、合知（对事物的概念名称与实物实现进行校验）、为知（将新事物在实际生活环境中进行推行，并持续观测事物与事态的发展变化）。七知分层递进，给出了工程创新各阶段的工程思维。
墨家创新理论的当代价值
墨家创新理论体系具有“融通古今，汇聚中西”的巨大价值。从融通古今的角度看，《墨经》兼具工程哲学、设计哲学和科学哲学特质，其思想与秦汉时期工程科技典籍，如《考工记》《墨守》《夏小正》相通，可用来研究事物历史演变模式，将我国古代大量器物创新遗产转化为现代可用的创新资源、设计资源和方法论指导，实现文化传承和产业创新的双重价值；从汇聚中西的角度看，《墨经》不仅可以和老子的《道德经》进行对话，而且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关于“存在之存在”的30组属性特征在《墨经》中都能找到相近相似的概念，因此非常适合作为连接东西方底层思想体系的桥梁。在创新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急需本土创新思想资源，明确《墨经》的工程创新定位，建立“禹墨工学”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已经刻不容缓。依托这套理论体系，我们已有落地实践。
现代工程教育存在结构性裂缝——有的学生在考场上表现优异，能在刊物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但在实践中却连问题都发现不了。近几年“工科不工”一直是业界热议的问题，其中工程认识论的教学缺位是原因之一。我们将墨子双故、四作、五志等思想转译为“系统探索学习法”，尝试破解工科新生进入实践环节后面向未知工程黑箱进行探索的教育难题。
2500年前，墨家弟子回望大禹，开启了“善作益多利天下”的创新接力。今天，他们的深刻思想与炽热情怀仍然在典籍中熠熠生辉。
当代中国，工程师们正接续传承这套“为天下而作”的古老创新体系，将其在全球文明互鉴的广阔舞台上发扬光大。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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