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韩荣 科技日报通讯员 马亚运
最近两个月，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办公室的电话就没断过。他前不久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联系采访的媒体络绎不绝。
可电话那头的“主角”，对采访则是能躲就躲。当记者辗转找到赵日时，他正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双肩包，蹲在实验室角落，调试核医疗设备。听说要采访，赵日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真没什么可说的，活儿还没干完呢。”
这句朴素的回答，恰是赵日十五年科研生涯的写照。常年身居“幕后”的他，早已习惯了默默无闻。在他看来，核安全关乎万家安康，辐射防护是那道看不见的屏障。“我们是站在核工程背后的人，为其保驾护航。”他说。
在“幕后”寻找舞台
赵日至今记得少年时的一幕：黑白电视机里，一朵蘑菇云轰然升起，磅礴而震撼。那一瞬给赵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对核技术产生好奇。
高考那年，赵日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学期间，他逐渐了解到一个名为“辐射防护”的领域。
“辐射防护技术是‘幕后功臣’，不唱主角，却贯穿核工业的全链条。”赵日进一步说，“相关技术可以有效保护载人航天、核电工程等领域从业者，还能够为接触放疗设备的医患人员提供安全保障。每一道看不见的射线背后，都需要有人默默守护。”
不过，在查阅资料时，赵日发现，辐射防护领域的核心标准、关键算法、主流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我国自主研发的成果非常少。“我想为国家辐射防护事业做些什么。”他说。
毕业那年，赵日是班里专业成绩第一名的“学霸”，不少企业向他抛来橄榄枝。他一一谢绝，转身走进了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赵日当头一棒。
在清华园里，他做的是“高大上”的理论推导和计算机仿真。可到了研究院，他被派往各大核电站，不是去优化辐射测量软件的界面，就是去调试工人佩戴的防辐射设备。
“我一心想做改变行业现状的‘大科研’，但那两年我做的工作琐碎、枯燥，毫不起眼。我甚至一度动过跳槽的念头。”赵日坦言，这种落差感持续了近三年。
直到一次紧急任务，改变了赵日对“大科研”的执念。
当时，国内一家核电厂进口的辐射测量软件故障频出。核电厂找上门来，希望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能帮忙做一款国产替代软件。要研制这款软件，不仅需跨学科知识，还要对接硬件，难度颇大。
赵日却来了精神。“这就像上学时数学考卷的最后一道大题，我就喜欢做难题。”他说。
他拉着行李直接住进了核电厂，天天泡在机房里敲代码。没有人指导，他就自己啃厚厚的编程手册。为了对接硬件，他直接趴在地上接线路、调接口。一个月后，他便完成研制任务。有了新软件，原来人工需要5分钟才能做完的工作，现在用不了1分钟。
那一刻，赵日站在机房，看着流畅运行的软件，忽然有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那段天天泡在核电站的日子，那些看似琐碎的工作，恰恰是科研的‘地基’。地基不牢，再高的大楼也盖不起来。”他说。
读取核辐射的“指纹”
如果说研发软件是“小试牛刀”，那么攻克伽马射线能谱解析技术，则是赵日的“长征”。
“简单来说，伽马射线能谱解析技术，就是读取核辐射‘指纹’的技术。”赵日说，“每种放射性核素发出的伽马射线都有特定的能量，就像人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通过分析这种射线的能量和强度，便能搞清楚探测对象里有什么放射性物质。”
这项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核设施运维、环境监测、核应急等领域。然而，过去半个世纪，该技术长期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探测设备长期依赖进口。
“伽马射线的信号极其微弱，往往被巨大的电子噪声淹没。”赵日说，要在噪声中把它找出来，难度极大。
国内学者研究了几十年，大多沿用国外的全能峰拟合框架，始终没能突破。赵日想换条路走。
接下这个任务时，他相当于从零起步——没有参照、没有经验、没有数据积累，面对的是国外五十年的技术壁垒。
然而，攻坚之路并不平坦。
“起初，我们就像走进了死胡同。”赵日回忆道，“试了几千种方法都不行。”
转机来自一次不经意的跨界。有一天，赵日在翻阅文献时，看到了一篇关于稀疏信号处理技术的论文。那是一种用来在强噪声中提取人声的技术。
赵日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光：能否把这种技术应用于伽马射线能谱解析？用其在电子噪声中提取出伽马射线的信号？
赵日决定试一试。接下来的日子，他推导公式、编写代码，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
一天傍晚，实验室里只剩下赵日一个人。他深吸一口气，敲下了最后一行代码，按下回车键。
屏幕上的数据开始跳动。几秒钟后——原本杂乱无章的噪点，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抚平，瞬间变成一条光滑、清晰的能谱曲线。
赵日怔住了。他盯着那条曲线，眼睛忽然有些发酸。多年以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感觉。“那一瞬间，我觉得所有跳动的射线，都像在为我鼓掌。”他说。
正是这次突破，让中国的核探测技术实现了弯道超车。赵日团队构建出自主算法体系，使核素识别准确率提升至99%以上、误差控制在1%以内。
不断拓展科研版图
2022年，赵日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长期被“卡脖子”的领域——人体体内放射性污染检测。
“相关技术可以检测人体是否受到了放射性污染。”赵日介绍，采用该技术的检测设备，是核电站从业者日常监测的必需品，也是核应急事件中对大规模人群进行快速筛查的核心装备。
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人体体内放射性污染检测只能在实验室进行，无法满足现场即时监测需求。此外，相关设备长期依赖进口且价格高昂，是核辐射安全管理中的突出短板。
面对这一问题，赵日决心带领团队自主攻关。没有现成技术路线，赵日团队从零起步，开展了大量仿真模拟试验。最终，他们研制出我国首个人体内污染活体测量商用系统。单人次测量时间缩短至3分钟，系统效率与精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不过，赵日并未就此止步。他把目光投向了核医疗。
“以前我们研制的设备，最多只能服务几千人。而核医疗技术一旦突破，将惠及数百万需要放疗的患者。”赵日说。
在放疗领域，赵日团队研发的精准验证设备，可实时监测射线剂量与位置，确保放疗射线精准击中肿瘤。
从核工业安全到核医疗健康，赵日的科研版图不断拓展。然而，这些突破远没有核电站等大工程“夺目”。
有人问赵日：你就不想站在聚光灯下吗？
赵日没有直接回答。他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第一次走进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大门时的样子，想起了在核电厂机房趴在地上接线的那一个月。
“只要国家需要，我愿意一直做身居‘幕后’的人。”赵日说。
在肉眼不可见的射线世界里，这位从清华园走出的青年，用十五年的光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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