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广思
如果你和我一样，中学时曾在生物课本上第一次读到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或许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遗传学的诞生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故事。一位孤独的天才在修道院里种了8年豌豆，发现了显性和隐性的秘密，可惜被埋没了三十多年，直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从此开启了现代遗传学的大门。课本上的那张3：1分离比的表格，就像一道简洁的数学公式，把生命的传递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计算、被预测的确定性过程。
但英国利兹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格雷戈里·拉迪克在他的新书《有争议的遗传：孟德尔之争与生物学的未来》中告诉我们：这个干净利落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创世神话”。真实的历史远比课本复杂，也远比课本精彩——这场一个多世纪前的争论，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基因”这个词，以及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当孟德尔的豌豆“重新出土”时，学界吵翻了。1900年，三位欧洲植物学家几乎同时独立地“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论文，在学界引起轰动。孟德尔用豌豆的七对性状揭示的遗传规律，似乎为当时陷入僵局的进化论提供了一条出路：如果性状是按照“颗粒式”的方式代代传递而不是“混合式”的，那么自然选择就有了可以作用的、不会消失的原材料。
以剑桥大学威廉·贝特森为首的一批生物学家，成了孟德尔主义的狂热推广者。贝特森将孟德尔的“遗传因子”视为理解遗传的核心，认为性状是由这些因子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决定的。在他看来，孟德尔定律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洁、可检验的研究框架，这正是生物学所需要的革命。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为孟德尔的归来感到兴奋。以牛津大学的拉斐尔·韦尔登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却对孟德尔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韦尔登认为，贝特森等人把遗传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他通过研究水蚤等生物的连续变异发现，性状并非像豌豆的花色那样非此即彼，而是受到基因、发育过程、环境因素以及物种演化历史的共同影响。韦尔登强调，生物学需要研究的是“变异本身”，而不是挑选一些符合简单规律的例子来建立理论。
如果韦尔登没有英年早逝，遗传学会不同吗？
拉迪克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他对历史偶然性的强调。他通过大量未公开的信件和手稿揭示，到1905年左右，韦尔登实际上在辩论中占据上风。他用越来越多的反例（比如不遵循孟德尔比例的小鼠毛色遗传）迫使贝特森不断退守。然而，1906年，韦尔登因肺炎去世，年仅46岁。贝特森随后成为英国遗传学界的权威人物，他主持的约翰·英纳斯研究所也成了孟德尔主义的大本营。
拉迪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反事实历史”假设：如果韦尔登没有英年早逝，遗传学会不会走向一条不同的道路？他认为，韦尔登所倡导的“多因素模型”强调遗传变异的复杂性、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这本可以成为遗传学的主流。在这样的框架下，生物学从一开始就会更关注“反应规范”，即同一基因型在不同环境下可能产生不同表型的事实，而不是把基因简化为性状的“决定因子”。
更令人惊叹的是，拉迪克不仅停留在假设层面，他还在利兹大学的课堂上实际尝试了“韦尔登式”的遗传学教学：不先从孟德尔的单基因性状讲起，而是把学生直接“抛入”多因素、多基因、与环境交互的真实复杂性中。结果显示，接受这种教学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对“基因决定论”的认同度显著低于接受传统教学的学生。这说明，我们如何讲述遗传学的历史，如何编排教材的知识顺序，本身就会塑造我们对“基因是什么”的根本认知。
《有争议的遗传：孟德尔之争与生物学的未来》可以说是对遗传学早期史的一次“彻底重写”。它让我们看到，课本上的“创世神话”虽然简洁，却掩盖了科学前进时道路的曲折和岔路口的存在。正是这些被掩盖的分歧，塑造了我们今天讨论基因时的预设和盲点。（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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