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涛
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交流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与诸多科学技术一样，造纸术诞生之初尚不成熟，早期纸张质量远不及后世，简牍依然是当时书写载体的主流。随着纸张制造工艺的持续改良优化，纸张质量提高，逐渐取代简牍作为主流书写载体，中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一次书写载体变革就此完成。从简牍到纸张的转变，加快并扩大了知识信息的流通速度和范围，进而推动了社会变迁与新文化思潮的诞生。
技术的发展与纸张的普及
传统观点认为，造纸术由东汉宦官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然而，国内各地以及域外的考古发掘，陆续出土了不少西汉中后期的古纸实物。目前已知年代较早的古纸是1933年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一张古纸，其虽未留存文字与纪年信息，但一同出土的简牍带有纪年，年代约为公元前39年至公元前8年，属于西汉中后期。此后数十年间，各地汉代烽燧和墓葬遗址又相继出土多批古纸。其中，在考古学断代和科技鉴定两方面均争议较少的是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玉门关纸和高勒毛都纸，年代基本集中于西汉中后期。据此可知，古纸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至这一时期。
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中，最早关于书写用纸的记载见于范晔《后汉书·贾逵传》。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名儒贾逵入宫讲授《左传》，深得章帝赏识。朝廷特赐予贾逵门生“简纸经传各一通”，即简牍抄写的《春秋》与纸张抄写的《左传》各一套。综上，无论是古纸实物还是出土文献都能够证实：早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纸张便已出现。
与普遍认知不同，纸张最初并非用于书写，大多充当包装和衬垫材料。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纸残片，部分写有“付子”“细辛”“熏力”等草药名称，属于包裹药材的包装纸。陕西扶风汉代窖藏出土的中颜纸，填塞于扁钉铜泡内部，起到衬垫作用。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Gol Mod）匈奴贵族墓地出土的古纸残片，填充在随葬马车伞盖的盖弓与盖帽之间，同样用作衬垫。时至今日，纸张依旧是常见包装材料，西汉古纸多用于包装，合乎情理。
西汉古纸难以大规模用作书写材料，根源在于制造工艺的局限。早期造纸普遍采用浇纸法，依靠固定式纸帘成型，纸张不经压榨，质地疏松粗糙，毛笔书写极易洇墨，并不适合书写。尽管如此，仍有个别西汉古纸书写了文字。之后，古人认识到纸张书写的潜力后，设法改良造纸工艺，标志性突破便是抄纸法的诞生，即采用活动纸帘捞纸，成型后加以压榨，成品轻薄紧实，适宜书写。除前文提及东汉建初元年朝廷赏赐纸本《左传》一事外，公元102年，东汉和帝妻子邓皇后亦下诏，令各郡国“岁时但供纸墨”，即要求地方定期进贡纸、墨。由此可见，纸张作为书写载体，已经进入上层社会。
在造纸工艺发展史上，蔡伦贡献最为突出。蔡伦任职尚方令，掌管皇家手工业生产。《后汉书·蔡伦传》载：“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开创性使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作为原料，造出物美价廉的纸张，迅速风行天下，推动纸张书写快速普及。东汉中后期，大儒马融致信窦章：“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意为收到书信，见字如面，十分欣喜。甘肃兰州伏龙坪东汉晚期墓葬，出土两份纸质书信，分别存四十余字和六十余字。《后汉书·蔡伦传》所载“蔡侯纸”，亦得到出土文献佐证。长沙尚德街东汉晚期简牍记载了购置蔡侯纸的花费，足见蔡伦造的纸在当时已广泛流传。
催生社会变革与文化创新
当今我们正经历电子载体逐步替代纸媒的过程，能够直观感受到新旧载体更替需要漫长周期。在习惯固守传统的古代社会，这一转变尤为迟缓。在古人观念中，用新兴的纸张书写远不如用简牍和丝绸来得庄重正式。与马融交好的崔瑗在写给葛元甫的信中坦言：“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其意为本该以丝帛誊写典籍，无奈财力有限，只能以纸张替代。可见，当时用纸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由于简牍体量笨重，阅读和存放极为不便；丝帛造价高昂，普通民众无力负担。因此，纸张终究逐步推广开来。
简牍与纸张的更替先流行于民间，而后慢慢被官方接纳。前面引述的马融、崔瑗的例子说明，早期的纸张书写主要发生在私人书信和著述方面，几乎没见到官方文件用纸张代替简牍的例子。直到三国孙吴时期，官府的簿籍档案依旧使用简牍。长沙走马楼和郴州临武渡头出土的三国吴简，记录了民众身份、赋税信息，相当于古代户籍与纳税台账，均未使用纸张。直至东晋末年，桓玄颁布诏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诏书特意说明，简牍并不代表庄重，用纸无损礼制，因此强制推行用黄纸替代简牍。大致自这一时期起，南方地区彻底完成纸张对简牍的替代。
纸张取代简牍看似只是书写载体的细微变化，却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推动社会转型与文化新思潮萌发。以户籍赋税管理为例，因为简牍笨重，秦汉基层户口和赋税缴纳的详细记录长期留存地方，各地仅将汇总数据上报中央，因此朝廷对地方的掌控能力受到制约。纸张普及之后，完整的户籍赋税文书逐级上报，国家对地方的了解相较于过去更为全面，治理更为精细。在思想文化层面，随着纸张普及，书籍复制与流通门槛降低，知识传播更为便捷，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治学方式与文化发展走向。从学术脉络来看，西汉儒生大多专精某一部儒家经典，而东汉以后学者普遍兼通数经，且著述数量大幅增长。像东汉末年的郑玄，《后汉书·郑玄传》评价其“括囊大典，网罗众家”，为大量儒家经典作注。魏晋时期，文人创作的作品总量激增，且出现大量卷帙浩繁的分类汇编总集。人们创作的自由度也随之提升，诗赋、小说等文学体裁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格局。这类现象在简牍时代是难以想象的。当然，不能将上述变化全部归因于简纸更替，但载体变革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
梳理纸张诞生、工艺革新、普及推广直至取代简牍的全过程，有两点启示尤为重要。一是科技发展的进步，往往建基于社会的实际需求。简牍笨重而丝帛昂贵，难以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社会发展呼唤轻便廉价的书写材料，纸张才得以被创造和推广开来。中国科技发展的这一特点，并非仅仅显现在造纸术的起源与发展上面，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基本上无不如此。近代国人睁眼看世界，惊服艳羡西方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反思比较之余，赞誉西方重视抽象和逻辑的形而上传统，批评中国重视具体和实践的形而下传统。今天看来，这一观察在客观事实方面是对的，但在主观评价方面则值得反思。就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说，形而下的具体实践同样不可或缺，不宜全盘否定。正是中国人重视实践和务实的特点，才催生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伟大发明。
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应该造福全人类，既不能抱有狭隘自私的心态人为阻断技术流通，也不能硬装脸面拒斥新技术。数百年前，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中国本土产生的新技术传到西方后，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步。今天这个时代，来自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滋润着华夏大地。我们应该敞开胸怀学习西方的新技术，同时谴责那些小院高墙的技术壁垒做派。技术和知识属于全人类，发展优势不应依靠隔绝封锁的方式来固守。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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