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运城地处山西省西南部，雄踞黄河东岸，古称为河东地区。这里光照充沛、土地肥沃，水系交织，为农耕文明的兴起提供了丰饶沃土；河东盐池卤泽浩渺，为文明演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盐业资源；中条山铜矿脉蜿蜒百里，支撑了早期国家的崛起与发展。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运城市人民政府、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该展览以资源为核心，从聚落考古视角串联运城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充分展现运城与中华文明兴起、演进的紧密关系。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在此繁盛，庙底沟二期文化承前启后。绛县周家庄遗址作为龙山时代最大的环壕聚落之一，见证了早期国家起源与演进：夏商时期，晋南凭借中条山铜矿，成为王朝崛起的资源重镇，形成了独特的“资源导向型”聚落群：商代晚期，地区势力格局重组，闻喜酒务头墓地见证了商人退守中条山前、与西方势力东西对峙的地缘格局。商周鼎革后，晋南成为周王朝的北部屏障。绛县横水、闻喜上郭、垣曲北白鹅等遗址，勾勒出周代封国与采邑的兴衰图景。
走进运城，便是探寻华夏先民的生存家园，溯源中华礼乐文明的最初本源，体悟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1916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运城垣曲寨里村发掘出中国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198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学者在距垣曲寨里村仅数公里的古城东关遗址，发掘出了“东关一期”遗存，成为探源仰韶文化的重要实证。这一切，都彰显了运城这片土地在重构史前叙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田伟介绍，运城以其独有的盐、铜资源与地理枢纽地位，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为深化中华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
运城盐湖古称“解池”，是中原地带规模最大的池盐蕴藏地。小李环池遗址位于盐湖南岸坡地，其仰韶文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筒形罐，它们和世界其他地区盐业遗址中的制盐器皿形态相似，有学者推测，这种筒形罐就是制盐器具。
距盐湖约20公里的清凉寺史前墓地，墓葬中出现以复杂棺椁、殉人及葬玉展现身份地位的现象，并进一步趋向规模化和制度化。这说明该地区财富日益聚集，社会出现层级划分，或是因利用盐湖区域资源，形成了一个以外销食盐为主的管理机构或集团。
夏商时期，青铜器的铸造环节通常在王朝中心都邑的铸铜作坊完成，采矿、冶铜环节则在矿山及其附近进行。运城中条山是我国重要的铜产地，从夏代至今，铜矿生产从未中断，见证了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
绛县西吴壁遗址是夏商时期专业化冶铜聚落的典型代表，补齐了古代青铜生产“采矿—冶炼—铸造”的产业链空白。西吴壁、夏县东下冯遗址的炉壁、坩埚检测结果证实，此地以纯铜冶炼为主，同时具备合金铸铜能力。至夏代晚期，两处遗址已形成规模宏大的环壕聚落；商周更迭后，商人延续夏代冶铜体系，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夯土城垣不断扩建。
运城不仅体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运城西阴村遗址的百年发掘历程，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生动缩影。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范文谦告诉记者，西阴村遗址历经三次大规模发掘。
1926年，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发掘运城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学者首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1994年第二次发掘时，考古人员引入了地层学、类型学等传统考古方法，厘清西阴文化内涵，拼接出一批可辨识器型的完整器物，发现了环壕局部遗存。那时，对遗址年代依靠经验和学理进行推断，精度有限。
2025-2026年，新一轮大规模田野发掘启动。范文谦介绍，这次大量运用科技考古手段，对土样、标本做年代学检测，把遗址年代精准锁定在距今5300年左右；完整探明外围环壕全貌，摸清环壕内聚落整体面积；出土大量精美完整彩陶，还有颜料、研磨器等整套彩陶制作工具。
范文谦说，西阴村遗址的三次发掘，是中国考古学从萌芽、成长到成熟的鲜活见证，也让运城这片沃土的文明脉络愈发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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