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红军“照过病”的便携X光机、只能“听”不能“说”的“半部电台”、穿越千难万险的手摇发电机、陪伴战斗英雄六十余载的钢笔……一件件饱经硝烟的红色文物，是长征岁月最鲜活的见证。简陋的设备，承载着不屈的革命信念；斑驳的器物，讲述着动人的英雄事迹。科技日报推出专题报道，选取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勇士的“功勋笔”
科技日报记者 王禹涵 通讯员 刘盼利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一支钢笔静静地躺着。笔身已不鲜亮，笔帽也留下岁月磨痕。但它不是一支普通的钢笔。说明牌上写着：1935年6月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刘金山的钢笔。
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刘金山等18位幸存勇士颁发当时最高军人奖励：列宁服一套、钢笔一支、日记本一本、搪瓷碗一个、筷子一双。90多年过去，所有奖品中，唯有这支钢笔“幸存”。
今年5月，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飞夺泸定桥战斗胜利91周年之际，刘金山的子女刘东升、刘苏芳，将父亲留存的32件珍贵革命文物及史料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捐赠仪式上，刘东升向大家讲述了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
1935年5月，红军长征行至大渡河。前有天险，后有追兵。刘金山所在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临危受命，担负夺取泸定桥的重任。为尽快攻克泸定桥，部队挑选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刘金山本不在名单中，但他强烈请战。
“我父亲把手指咬破，按下血印，对领导说，‘我是个孤儿，家里没一个亲人。我还会耍大刀、枪法好。我一定要参加夺桥！’”刘东升回忆。
组织特增补刘金山参加夺桥突击队，并任命他为突击队指导员。桥板已被敌人拆去，只剩光秃秃的铁索链。脚下是汹涌的大渡河水，对面是敌人的枪林弹雨，铁索上是敌人浇满煤油燃起的熊熊大火。22位勇士冲进火海，抓紧滚烫的铁链，匍匐前进。
刘东升也曾好奇，父亲当时在想什么，到底怕不怕？“我什么也顾不得想，也顾不得怕，那么多红军战士的重托，全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肩扛着红军的希望，我们一定要爬过去！”这是刘金山的回答。
红军越过滚烫的铁索，力克敌军，夺下泸定桥。战斗结束，刘金山感到钻心疼痛，这才发现身上大片皮肤被烫焦，右手手心和刀把粘连在一起，血肉模糊。夺桥胜利后第三天，他被授予“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称号。
1936年，刘金山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留下一张宝贵的照片。照片中，他把这支钢笔插在上衣口袋里，以此铭记战功、坚守初心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刘金山荣获共和国颁发的4枚勋章及功勋荣誉章。1955年，他被中央军委拟授予开国少将军衔。面对荣誉，他主动致信请求：“我是个粗人，只会打仗，别的啥也不行，恳请给我降衔。”中央军委研究后尊重其意愿，授予他开国大校军衔。1964年，中央军委调整老红军职级待遇，刘金山再次婉拒晋级机会。
刘金山一生节俭，一件军呢上衣穿了50年，补丁摞补丁。常年征战使得他落下满身伤病，1999年9月，刘金山逝世。
英雄已去，物载英魂。这支历经战火的钢笔从泸定桥的烈火与铁索间走来、从延安的窑洞与课堂间走过，如今又回到延安。
“刘金山英雄留存的文物，不仅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更是‘革命时冲锋在先，和平时享乐在后’的英雄本色、英雄风骨的真实写照。”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妮表示，刘金山是未被大众广泛熟知的教科书级英雄人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千千万万英雄中的一员。他的英雄故事应代代相传。
屡立奇功的“照病机”
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在位于云南威信县的扎西会议纪念馆内，陈列着一台曾陪着红军跋山涉水的X光机。
淡黄色木箱外部包贴着一层油纸，内侧贴着一层薄绒布，木箱盖内纸上密密麻麻地用外文写着各种技术参数。它看起来和我们今天熟悉的X光机相去甚远，但在红军当年的“家当”中，这是不折不扣的宝贝疙瘩，被亲切地称为“照病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介绍，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时期唯一的一台X光机，是长征中红军携带的最先进的科技装备。
战争中的X光机，重要性堪比机枪大炮。有了它，军医就可以准确判断弹片在伤员体内的位置，通过手术将其取出，大大提高伤员的治愈率。
时间回到90多年前。
1933年4月，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敌军飞机流弹弹片击中。部分找不到位置无法取出的弹片，持续折磨着王稼祥。
如果能有X光机，就能找到藏在他身体内的弹片，减轻他的痛苦。历经周折，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终于弄到了一台美国制便携式X光机并将其秘密送到瑞金。
卫生部从红军卫生学校挑选了年轻的学员欧阳辉、周洪生来操作和维护这台X光机。在懂外语的教员胡广仁带领下，三人组成技术小组，摸索着组装、学习和操作这台先进仪器。
就在X光机快要组装好的时候，胡广仁诧异地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试了多次，没它还真不行，X光机不仅放置不稳，而且不能正常使用。好在红军无线电专家涂作潮出马，手工搓出了一颗螺丝钉，大小严丝合缝——X光机终于可以工作了！
X光机的探头在王稼祥中弹的腿部和腹部反复游走。看到了！终于，深扎在王稼祥腹腔内盆骨旁的一块黄豆大的弹片现身了。可惜，当时根本没有手术取出弹片的条件，只能保守治疗。
在艰苦条件下，红军医护人员把一台进口精密设备，变成了真正的“救命机”。当时在红军医院接受治疗的几百名伤势较重的伤残战士，甚至附近生病的村民都曾被X光机“照过病”。
在红军长征前，X光机还保住了陈毅的腿。
1934年8月，陈毅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敌军的流弹击中，右胯骨受伤。医生说，没有X光机不能开刀。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要求红军总医院启用X光机给陈毅动手术。
陈毅后来回忆：“多亏周恩来同志和那一台洋机器。否则，我这腿就残了。”
长征开始后，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呵护着X光机。X光机体积大，附件多，分装在不同箱子里，由战士和民工轮流抬运。
1935年2月，红军抵达云南扎西，为实现轻装突围，中央决定进一步精简整编，凡是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抛弃或者就地隐藏。X光机和一整套医疗器械被拆散装进17口大小不一的木箱，就近寄放在杨家寨，托付给了当地村民。
几十年过去，20世纪70年代建立扎西会议纪念馆时，X光机被威信县红军文物征集组找到，之后长期存放于此。
在滇东北，在扎西整编发生地，红军留下的X光机，还在静静记录着长征的艰辛与伟大。
人在，发电机就在
科技日报记者 魏依晨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台老旧的手摇发电机。这台重达68公斤的铁制设备饱经战火淬炼，一道道深浅交错的弹痕清晰可见。
视线转到江西于都县岭背镇谢屋村的长征模范广场上，一尊红军战士背着发电机的古铜色雕像静静伫立，与一旁的红军桥遥相呼应。“我的爷爷，背着68公斤重的手摇发电机走过了长征路。”望着庄严肃穆的雕像，烈士后人谢慧眼中满是崇敬与骄傲，“爷爷用一生诠释初心使命，传承勤劳朴实，我们不能忘、不敢忘！”
这段动人长征故事的主人公是谢慧的爷爷谢宝金。身高1.89米的谢宝金体格魁梧、力气过人，常年劳作让他练就一身坚韧筋骨。1932年，在于都铁山垅钨矿务工的谢宝金，被时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的毛泽民征召入伍。他毅然应允，被编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情报部，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手摇发电机是红军作战指挥、情报传递的关键设备。长征前夕，为保障作战指挥畅通，军委专门抽调128名战士组成加强连，护送设备转移，谢宝金便是队伍中的核心一员。临行前，首长郑重嘱托：“这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眼睛’，没有这个机器我们打不了胜仗。”
谢宝金立下铮铮誓言：“我一定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它。”自此，护送发电机跨越万里长征路，成了他至死不渝的初心使命。
1934年11月底，惨烈的湘江战役正式打响，成为长征路上最悲壮的生死鏖战。渡江作战中，128名护送战士自发筑起血肉人墙，以甬道式阵形护住设备奋勇前行，所有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人在，发电机就在！
头顶是敌机疯狂扫射轰炸，脚下是冰冷刺骨的滔滔江水，战士们前仆后继、轮番坚守，有人中弹倒下，即刻有人顶补上前。危急时刻，一颗炮弹在身旁轰然炸开，谢宝金毫不犹豫俯身扑倒，用血肉之躯死死护住发电机。最终，发电机完好无损渡过湘江，无数年轻战士却长眠于湘江碧水之中。
闯过湘江天险，雪山草地成为又一道生死难关。翻越皑皑雪山时，山路陡峭湿滑、积雪没膝、空气稀薄，恶劣的环境让行军举步维艰，多人协作抬运设备已然行不通。危急关头，谢宝金主动挺身而出，独自扛起68公斤重的发电机，一步一步艰难攀登，硬生生带着设备翻越了终年冰封的大雪山。
谢宝金曾深情回忆：“长征路上，保护发电机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可没有一人打退堂鼓。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主动跟上。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人在发电机就在，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背着它走到底！”长征后期，这台承载革命希望的发电机，几乎全程由他独自背负前行。
万里征途，千难万险。最终谢宝金和战友们带着完好无损的手摇发电机成功抵达延安。在三万余人的长征胜利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亲切称谢宝金为“长征模范”。这份殊荣，是对他舍身护机、赤诚报国的最高褒奖。
1976年深秋，迈入暮年的谢宝金专程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久久伫立在熟悉的发电机展柜前。历经半生风雨，初心依旧滚烫。离别之时，老人眼中已噙满泪光。
只能“听”不能“说”的半部电台
科技日报记者 王烁
1935年2月，贵州赤水河畔。
红军一渡赤水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命令中革军委三局派出一部电台，配合红五军团一部佯装主力。他们的任务是携带电台在赤水河北岸持续发信号，制造红军总部在此处的假象，调动大批敌军向该方向集结。而真正的红军主力，借着佯动电波的掩护二渡赤水河，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在长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红军无线电事业，是从“半部电台”开始的。
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木制箱子：它装着一台十五瓦的电子管收报机，旋钮的刻度早已模糊不清，开关也覆上了斑驳锈迹。这是1930年12月30日，红军战士在江西龙冈的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电台，也是红军最早的无线电装备。
从没见过电台的战士不小心损坏了其发报功能，机器只剩下收信功能。就是这只能“听”不能“说”的“半部电台”，被刚刚参加红军的王诤变成了宝贝。王诤原名吴人鉴，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31年1月，王诤被任命为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队长。他靠着电台抄收电讯、监听敌情，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截获敌军向东固进发的明码电报，帮助红军再传捷报。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他的著名词作：“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庆功会上，他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随着无线事业的发展，1934年，中央红军已拥有17部电台。同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开始了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的14部电台随红军长征，多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11月底，在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艰难地来到湘江东岸。此时，蒋介石已经调集30万兵力，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湘江当成一条绞索，一举围歼这支疲惫之师。
“其中有一封非常关键的电报，是12月1日凌晨三点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向红一、三军团发出紧急动员电令，说这一天的战斗关系我军全部，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要不顾一切牺牲，开辟西进道路。这个命令就是通过中革军委三局发出去的。”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原研究员胡海波说。
遵义会议后，在红军转战途中，时任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组织全体报务人员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夜以继日地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各个军团。在四渡赤水这一史无前例的高机动作战中，他们利用多部电台建起的通信网络，在不足2个月的时间里，仅在中革军委与各军团间就收发电报280多份，保证了中革军委作战意图准确实施。
毛泽东赞誉通信和技侦情报工作使红军在长征路上能“打着灯笼走夜路”，为红军顺利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
一道道电波照亮了漫漫长征路，而那“半部电台”，也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国家重要文物被珍藏。
如今，当人们在收报机前聆听当年的故事，那些穿越了艰苦岁月的红色电波，仍然回响在时代潮头，传递着一个民族赓续传承的精神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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