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沈唯
11月13日，由科技日报社与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联合牵头编制的《颠覆性技术产业化指数报告（2026）》（以下简称《报告》）在2026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
《报告》指出，全球颠覆性技术产业化进入关键窗口期，中国首次站在未来产业范式未定的起跑线上。我国颠覆性技术产业化正处于“总量攀升、增速换挡”的攻坚跃升期，区域竞争从“比资源禀赋”转向“比转化效率”，全球竞争进入全链条的“系统博弈”。
我国首次站上“范式未定”的起跑线
颠覆性技术是指突破现有技术框架、创造新兴技术轨道并引发系统性变革的技术。《报告》基于技术创新力、产业发展力、生态支撑力、战略引领力和市场变革力维度，形成了“五力”协同的分析框架，构建了颠覆性技术产业化指数（DTII）。
DTII首份年度报告于2025年9月正式对外发布，是国内第一套系统性评估颠覆性技术产业化进程的量化工具。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主任、高级研究员靳军宝介绍，在去年的基础上，《报告》充分对标“十五五”规划关于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新增6G和氢能评估领域，同时新增产业化拐点预判、中外对比分析，并优化指标体系，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科学决策需求和产业一线真实需求。
《报告》从过去侧重技术潜力评估，转向聚焦产业化落地质量、节奏和全球定位，参考意义更加丰富。靳军宝认为，这有助于决策部门研判未来产业态势、把握战略窗口和实施精准施策，也能帮助产业一线判断时机、对标全球、校准自身转化路径。
通过研究，《报告》得出一项关键发现，“全球颠覆性技术产业化进入关键窗口期，中国首次站在产业范式未定的起跑线上”。
“以往多轮技术革命中，我国总体处于‘跟跑—并跑’位置，技术范式由先行者定义。”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曹晓阳表示，本轮我国与主要技术经济体同时站在产业范式未定的起跑线上，竞争焦点由“在既定秩序中追赶”转向“参与建构尚未成形的秩序”。
曹晓阳认为，产业范式未定，本质上是设计收敛尚未完成前的制度与社会选择窗口。前范式阶段不宜急于发布单一技术规范，而应优先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商场域，还要坚持模块化接口治理，提升生态组合能力。
此外，曹晓阳提出，要统筹正反馈培育与开放迭代，防范路径锁定风险。在完善功能性制度供给层面，政府不宜替代市场预判技术路线，而是要重点维护技术变体实验空间，健全制度化协商渠道，以耐心资本和场景开放保持多样性，从“选赢家”转向“养环境”。
我国颠覆性技术产业化进入攻坚跃升期
《报告》显示，近六年DTII从100.00攀升至158.63，年均复合增长率约9.67%，总量持续攀升的态势没有改变。“变化在于节奏。”曹晓阳表示，2023—2024年DTII增速上行至11.79%，2024—2025年增速回落至8.78%，产业化进程从高速扩张转入中高位盘整。
《报告》的核心结论显示，我国颠覆性技术产业化正处于“创新积累—生态赋能—产业蓄势”的关键阶段。曹晓阳强调，“产业蓄势”不是对市场前景的弱化，而是更精准的阶段判断，增速的回落不是停滞后退，而是上坡前的换挡蓄势。
在区域发展层面，《报告》将31个省（区、市）划分为“领跑者、加速者、探索者”三个梯队。“领跑者”梯队是我国颠覆性技术产业化的核心引擎，有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源，风险资本提供资金源，龙头企业提供应用场，成熟产业链提供生态域；“加速者”梯队多为中西部经济与科教中心，拥有丰富科教资源和一流科创平台，正在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探索者”梯队主要覆盖大部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普遍面临资本、产业基础、场景和生态支撑不足等共性挑战，仍处于产业化起步期。
靳军宝介绍，区域层面有两点结构性变化值得关注。一方面，产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但二者并非简单绑定。比如安徽、四川、陕西、湖南等省份人均GDP不算高，产业化表现却明显超越其经济水平对应的预期，具有成长为区域创新增长极的潜力；内蒙古仍处于“高人均GDP—低DTII”象限，经济资源向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优势转化不足的问题具有延续性。另一方面，多数省份存在“技术—产业—生态”协同不足问题，如陕西、天津、重庆等区域技术创新力得分较高，但生态支撑力和产业发展力相对偏低，跨区域要素协同仍有较大空间。
而从细分技术领域来看，以脑机接口、6G、氢能为代表的“增长加速型”，处于产业化快速爬坡通道；以具身智能和低空经济为代表的“爬坡跨越型”，具备很强的产业化动能；以可控核聚变、量子科技、高温超导材料为代表的“长期攻坚型”，战略认可度与产业成熟度之间落差显著。“十大技术领域的产业化进程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呈现三种截然不同的节奏。”靳军宝说。
根据《报告》给出的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晓棉判断，我国在超导量子纠错、微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等方面已形成局部突破，但在软硬件协同生态、芯片集成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结构性差距，多数路线仍处于从实验室验证向商业化跨越的关键阶段，尚无主体实现全面领先。
结合《报告》得出的核心结论，胡晓棉认为，未来国际位势分化将更多取决于系统工程能力、产业生态构建以及资本、市场协同效率。“生态资源多不等于产业化能力强，关键要看生态要素是否与技术所处阶段、核心瓶颈和区域禀赋相匹配。要让人才、资本、平台、场景、监管和标准精准对接产业化瓶颈，才能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国际位势。”她说。
新型要素改写未来产业竞争逻辑
在延续去年产业化指数跟踪价值的基础上，《报告》进一步强化了前瞻研判、国际比较和产业决策支撑功能，对于各方把握颠覆性技术演进趋势、识别未来产业机会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的关键发现指出，真实场景成为颠覆性技术产业化的重要牵引，AI赋能有望成为跨领域底层变量。对此，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助理主任刘杨认为，真实场景与AI将在颠覆性技术产业化关键堵点上发挥重要作用。
“真实场景与AI耦合能够形成乘数放大效应。AI是影响各赛道产业化速率的公共变量；真实场景则决定这一变量沿什么方向释放、释放得是否有效。”刘杨判断，二者将共同推动产业化范式从“等待技术成熟再寻找应用”的线性模式，转向“场景验证—数据反哺—迭代放大”的螺旋模式。
AI的发展也影响着创新赛道人才队伍建设的方向。《报告》提出，要以人机协同队伍筑牢范式竞争根基，探索“人类科学家+AI智能体”混合科研组织模式，以人才与资源动态匹配释放创新效能。
“人机协同不是‘以机代人’，而是‘以人驭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表示，要鼓励人才跟踪前沿算法、持续优化研判模型，并结合实际研判任务开展滚动验证，让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相互校验、彼此增强，为颠覆性技术与未来产业决策提供可信、可溯、可复现的坚实支撑。
DTII报告已连续发布两年，受到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投资机构与产业界的广泛关注。科技日报社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锚定“打造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决策的常态化战略研判工具”这一目标，从多个维度把报告品牌持续做实做强。
“我们希望DTII成为决策者的坐标系、产业界的导航仪、投资者的风向标，让中国颠覆性技术产业化在科学的刻度上跑得更稳、走得更远。”上述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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