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近日，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在国家图书馆发布。作为文津图书作者代表，博物画家曾孝濂上台发言。
他在台上站定，说道：“我今年，86岁。”台下观众纷纷鼓起掌来。
曾孝濂被称作“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和全国300多位植物分类学家、164位插图师一起，一共用了45年的时间，编纂出全世界最大型的、种类最丰富的巨著——《中国植物志》。几十年来，曾孝濂为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科研著作创作过2000多幅植物科学画。
“从生理上来说，我已经到了隆冬季节，但从心理上来说，我还没有画够，也没有画好，我绘画的春天还没有结束。”曾孝濂说。
写自传《自然而然》，是曾孝濂少有的画画之外的“工作”。
他原本不想写，“一个老头子，做一件事做了一辈子，有什么好写的”。曾孝濂说的“这一件事”，就是画科学植物插画。他19岁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担任绘图员；退休后，他的画笔也没有停下。
但曾孝濂发现，年轻朋友中有些人很好奇——“你们这代人，当年是怎么过的？”
那就写吧。本来想采用自己口述、其他人代为整理的方式完成，但看了别人的整理，曾孝濂觉得还不是那个意思。大家处于不同的时代，很难理解他当年的选择和心路历程。既然是这样，只好自己动笔。
为了实事求是，严谨准确，曾孝濂和老伴、老同事一起慢慢回忆，细细查找资料，完成了自传《自然而然》。
这本小书，既是对曾孝濂个人的人生记录，也是一份对中国植物科学画事业发展历程的见证。
采访中，曾孝濂好几次提到“时间”。“去年因为写这本书，花费了大半年，我太心疼了。”他心疼时间，舍不得时间，因为他还有很多画想画。
与普通植物画不同的是，植物科学画既要求精准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同时又要求与艺术融为一体，兼具科学和美。曾孝濂是大师，他的作品充满勃勃生机。那静态的花草，在曾孝濂的笔下，有着张扬热烈的生命力。
但他觉得，还不够好。
画植物科学画，一方面要准确，那是工作的准绳；另一方面要表现植物对生存的渴望，要画得准，还要画得活。
时代不同，对植物科学画的要求也不同，表现形式和手法要随之发生变化。“我们永远只能达到阶段性的成果，能画出我感觉到的60%就不错了，不可能做到极致。”曾孝濂想追求极致，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曾孝濂说，不必把自己当一回事，但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当一回事。他所从事的博物画，其实是个小众领域。“世人多不屑一顾，我偏觉得味道足。既要坐得冷板凳，也要登得大山头。”他曾这样写道。
现在的年轻人，没赶上编纂植物志的时代，但这是一个重视生态的时代。曾孝濂看到，有大批年轻人进入这一领域，博物画迎来了春天。
“我希望他们坚持又有定力，拿起画笔，去观察去感受去体验，练就一套自己的路子，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把我们中国的博物画向民族化、世界化的超一流水平推进。”曾孝濂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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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为我牺牲了自己的梦想”
在文津图书发布活动现场，曾孝濂的夫人张赞英一直都在。当曾孝濂起身准备领奖时，张赞英也站起来，一直目送老伴走到台边过道才坐下。
几十年来，张赞英替丈夫操持家里的大小事务，全方位照护着曾孝濂。
前段时间，一个节目采访了夫人张赞英。镜头里，一头白发的张赞英说，感觉自己被困住了，她一直围着曾孝濂转。“最后我就一事无成，好委屈啊。”
这段视频当时引发了很多讨论。
曾孝濂静静回忆，张赞英和自己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她做栽培育种嫁接，曾在北京林业大学学习。“她有她的梦想。但一家不能两个人都忙得管不了家，我们还要为孩子负责。在科研单位，你只用上班时间，是做不出成绩的，所以她牺牲了自己，成全了我。”
曾孝濂很清楚老伴的付出：“家务活，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干的。”他说，“我们走过了六十年，她有发脾气的时候，也有说狠话的时候，但是我们真正做到了相濡以沫。”
听说自己在网上很“火”，张赞英有些惊讶地笑起来：“我不知道啊。”之后，她又对记者说，“六十年的生活，其实很难用视频中的一句话概括。”
有人问，张老师您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张赞英听了，也是一笑置之：“已经风烛残年了，还谈什么梦想。”沉默了一会后，她又说：“我就努力让他多干点事吧。”
文津图书发布活动结束后，大家让曾孝濂和夫人合张影。
曾孝濂大方地搂过了张赞英的肩膀，两人一起对着镜头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