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孙明源
“康熙皇帝的生父其实是洪承畴！这样历史上很多事情就说得通了。”近日，关于“洪康熙”的假说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历史板块传得沸沸扬扬。
网友的热议得到了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11月4日，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副教授严实在网上发文称，“洪康熙”假说缺乏证据，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从努尔哈赤到雍正皇帝的父系传承没有问题。
严实是首位通过DNA研究确定努尔哈赤Y染色体类型的学者。不过，一些支持“洪康熙”的网友仍在对严实的结论提出疑问，这些天来，严实也在通过不同渠道持续作出回应。
这些疑问的共性是什么？严实坚持“洪康熙假说不可信”的核心逻辑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在这一问题上发声？科技日报记者与严实取得联系，请他深入剖析“洪康熙”争议的来龙去脉。
“这是个科学方法论问题”
记者：你提出“努尔哈赤到雍正皇帝的父系传承没有问题”，依据的研究结果是怎样的？
严实：2019年时，我曾采集到一位现代爱新觉罗家族后人提供的样本，有可靠的谱系学和其他证据表明，他是雍正第五子弘昼的后代。
测试结果表明，他的Y染色体DNA单倍群是C2b1a2b1-F14751这支，与努尔哈赤相符。基于这一证据，以及奥卡姆剃刀法则，我们有理由接受“努尔哈赤到雍正皇帝的父系传承没有问题”的结论。
记者：你说的奥卡姆剃刀法则，很多人并不了解，请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
严实：奥卡姆的威廉是一位古代哲学家，奥卡姆剃刀法则是由他提出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作出科学推论时，应基于现有证据选择假设最少、逻辑最简单的理论。
所有缺乏证据的假设，或者无法被证实存在的影响因素，都应该被“剃”掉，除非它们得到了新证据的支持。
记者：网上有人质疑你的研究说，弘昼可能不是雍正皇帝亲生的，或者弘昼的后人也曾被“换种”，这些都是你说的缺乏证据的假设？
严实：是的，这些缺乏证据的猜想在科学理论中就应当被搁置。事实上，这些假说绝大多数也是严重违背历史常识的。
比如有人说“弘昼是雍正皇帝抱养的，雍正想掩盖自己不能生育的秘密”。可是雍正的子嗣虽然不如康熙和乾隆那样多，实际上也有好几个，难道都是抱养来的？
另外，皇帝没有子嗣在清朝也不是什么需要处心积虑隐瞒的秘密。清末光绪帝没有子嗣，宣统帝出自别支，被定为光绪宗法上的儿子，这事人尽皆知，也没有人去隐瞒。
就算雍正真的抱养过孩子，而且真的有意隐瞒，要知道清代中期档案文书已经高度发达，皇帝抱养宗亲孩子这样的大事，怎能做到不留书面痕迹呢？
大多数阴谋论式的猜想都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采用奥卡姆剃刀法则，不接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科学方法论，此类添油加醋的假说无穷无尽，就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结论了。
记者：一些网络言论表示，“洪康熙”假说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它能够解释历史上的很多现象。例如称康熙帝13岁生子是因为改过年龄，洪承畴对清朝非常卖力是因为皇帝是他儿子等。你怎么看？
严实：“说得通”跟“有科学依据”是两码事，“说得通”不代表真实。
例如，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类无法理解的事情，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神灵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全都说通了？
但是，科学不能接受“神灵”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它的存在没有证据支持。“说得通”的理论可能有无数种，但是要判别哪种理论可靠，就得拿出证据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科学伦理是重要准则”
记者：说到证据，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你为什么不去寻找更多更直接的证据？比如康熙不同儿子的多位后代，或者干脆拿出康熙本人的检测结果，那不是比弘昼更有说服力吗？
严实：首先，弘昼是康熙的孙子，从其后人身上得到的证据，效力已经很充分了，原因我在上面已经阐明。
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很多网友把科研想得太简单了，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分子人类学开展研究的第一准则，是科学伦理。无论是采集古人DNA，还是现代人DNA，都有需要重视的科学伦理。我们发表论文，也需要经过学校和期刊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记者：请讲讲科学伦理对你开展研究的影响。
严实：先说采集现代人DNA样本的情况吧。
网上有人问，为什么不去找几百个爱新觉罗后人做测试，找康熙其他后人做测试？其实，现实当中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测试的都不容易。
我们必须向受试者提供知情同意书，完整说明我们关于样本采集、保存、流转、销毁的全部情况，以及我们的研究目的，获取哪些信息，这些信息将以何种程度在哪些渠道披露。
经历层层背景筛选和寻访后，我们即使找到了合适的人，对方也很可能不同意参与研究，我们必须尊重对方的决定。
现实中人的权利和意愿，优先级永远高于我们的研究需要，也高于网友对个别历史问题的好奇心。
还有些网友误会了学者的“官方”背景，以为学者可以像公安部门一样采集公民遗传信息。我国是法治社会，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都要严格遵守法律。公安部门依法收集的公民信息与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科研中采集的样本和信息也不会泄露到无关机构。
再说古人DNA采集的情况。古人的遗体，包括头发、干尸等，很多归文物保护部门管理。分子人类学家要采集样本，需要相关部门的合作，但是征求同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拿我知道的一件事举个例子：之前有研究团队从某帝王陵墓取得遗体样本，不过由于样本保存条件太差，研究没能得到什么结果。后来，网络上出现了一些阴谋论，说是研究结果被刻意隐瞒了，这件事对陵墓的管理方来说是徒增烦恼。
所以，从古人陵墓当中获取样本也不容易。文物保护部门同样有需要遵守的法规，考古学家也有他们的职业伦理。法律和伦理的分量，始终是高于公众的好奇心的。
“我的立场是科学本身”
记者：在科研伦理等各种因素制约下，我们暂时得不到更“直接”的证据了。这样看来，个别坚持相信“洪康熙”的人可能不会改变观点。
严实：有人脱离了科学方法论，单纯从立场和价值判断出发认识世界，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不管多少证据现身，阴谋论者都可能坚持己见。
如果我们非要证明康熙是顺治的儿子，那么理论上我们必须得到两个人本人的DNA样本，比对Y染色体还不够，还得比对常染色体。因为Y染色体类型一致也不能确定父子关系，也有可能是叔侄。
事实上，如果有人坚持“洪康熙”说法，或者认为弘昼不是康熙的亲孙子，应该请他提供证据。
谱牒也好，康熙其他后人的检测结果也罢，请拿这些证据说话，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记者：作为一名学者，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件事上发声？
严实：因为这些讨论涉及我的专业领域分子人类学，恰好又与我做过的研究有关，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责任跟公众科普相关知识。
我看到网上有人讨论我的“立场”，实际上我的立场只有科学本身，我坚持事实和证据不应妥协于价值判断。
多年来，我做过很多分子人类学相关科普，讨论过的问题也不只有“洪康熙”这一个。看我之前的发言就知道，我没有先入为主的立场。
记者：总的来说，你认为这次关于“洪康熙”的网络讨论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严实：我认为公众应该加强对科学方法论的认识，相关内容或许可以成为中学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实事求是，用证据说话，依据事实和逻辑而非价值判断看待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提升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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