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杨雪
作为AI技术走向大众的核心载体，AI手机不仅重塑人机交互体验，更能激活全产业链创新活力。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浩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全国两会，他的提案内容涉及AI手机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026年被视为AI手机爆发年。早在春节前，豆包手机的横空出世就引起广泛关注；春节后，三星发布新品，相关功能围绕AI操作能力展开，AI智能体已是全球智能手机行业的共同演进方向。随着头部厂商陆续下场，手机AI智能体的实现路径、落地深度与系统整合能力，或将成为新一轮竞争的关键分水岭。
“终端AI智能体正从‘外挂式框架’转向‘模型原生智能体’，以智能手机助手或智能体手机、智能眼镜等为代表的嵌入式智能体硬件，能够实现设备内多应用调用、跨设备操作等功能。”在北京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尹西明看来，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场景为驱动、以包容审慎的治理为保障，加快推动智能体、端侧AI和智能手机助手等多种形态在内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
“十四五”时期，我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创新和场景应用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涌现出DeepSeek、豆包、Kimi等系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模型产品和应用，也在智能手机应用、智能体互联网等方面开展了前瞻性部署和市场化探索。《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未来几年智能体、新一代智能终端普及率目标。尹西明认为，“十五五”时期，以大模型和智能体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持续突破和广域应用，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机遇。
“智能体终端的发展必然对原有App生态产生影响，这并非简单的商业利益冲突，而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生态从封闭单点竞争向开放协同融合的必然重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在国家监管框架下，对待这一产业，不能以传统的静态规制思维限制创新，也不能放任生态重构中的无序竞争，核心是在守住数据安全、用户权益、公平竞争等底线的前提下，尊重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为生态重构预留足够的演进空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形成多方共赢的产业新生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未来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吉豫认为，AI手机正在发展探索的初期。基于GUI（用户交互界面）的操作，可能是在这一时期的有益技术样态之一。为此，建议支持技术的合理探索与实践，而非简单否定或排斥。未来，为用户完成任务提供AI助手，或许最优化的模式是多种技术路线混合使用。基于法律的“技术中立”原则，应在发展初期为不同技术路线保留合理的制度空间，而非过早作“一刀切”的排除。
“监管政策要平衡好规范安全和创新发展的关系，监管往往滞后于技术发展，如果一开始就管得很死可能不利于新技术的发展。对于字节跳动等这样一些本土诞生的互联网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有超越外国的能力，应予以保护和扶持。”全国人大代表、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李引泉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创新与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陶乾认为，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中，监管层面应总体秉持包容审慎的态度，为创新预留空间，营造开放、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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