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欣
全球陆地表面约40%被归类为干旱地区，包括沙漠以及水资源匮乏的草原、灌丛和稀树草原。在气候变化的推动下，干旱地区正在不断扩展。预计到2100年，地球一半的陆地将成为干旱地区。如何遏制沙漠等干旱地区扩张，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长期命题。
4月15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社论与评论文章指出，在全球多项治沙工程进展缓慢甚至受挫之际，中国持续推进近半个世纪的“绿色长城”，即“三北”防护林工程，正在提供一条少见的、被实践验证的路径。这一经验的意义，不仅在于“种树”，更在于如何以长期治理思维应对复杂的生态与社会问题。
全球“绿色长城”为何屡屡受挫
大多数“绿色长城”项目始于一个简单设想：以大规模植树阻挡沙漠蔓延。然而，早期绿化往往难以维持，因为幼树很容易因干旱、放牧和缺乏管理而死亡。
以非洲为例，其横跨大陆的造林计划自2007年启动以来至2020年间，仅恢复约400万公顷退化土地，远低于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的目标。在萨赫勒地区，树木两年内存活率甚至从60%降至10%至40%。在塞内加尔的几十个造林点中，只有一两个地区的木本植物密度超过自然水平。相比之下，中国过去40年种植区域中约有67%仍保持着生机盎然。
问题并不只在自然条件。树木需要水和多年的养护，但短期资金无法提供持续支持。同时，项目往往缺乏对适宜树种、水资源限制以及对当地生计影响的充分考虑。比如，对当地农牧民而言，树木有时反而意味着与牲畜争夺有限资源，缺乏参与和维护的动力。这些因素叠加，使“种下去”容易，“活下来”却异常困难。
中国实践改变治沙逻辑
相比之下，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提供了一个长期演进的样本。该工程自1978年启动，计划持续至2050年。
从当前的进展看，这一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相关区域森林覆盖率从1978年的约5%提升至2023年的接近14%，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约三分之二，沙尘暴的强度和频率也有所下降，下风向城市的空气质量也得到改善。
但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治理方式上。早期，中国同样经历过单一树种、大规模快速造林带来的失败，树木难以适应环境、成片死亡、需要反复补种。此后，工程逐步转向更加精细化的策略，例如减少“一刀切”的造林模式，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资源和气候条件，选择更适宜的植被类型。同时，将造林目标从单纯“扩大面积”，转向兼顾防沙效果、基础设施保护以及改善居民生计。
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为例，这条穿越沙海的重要通道两侧建有约440公里耐旱灌木防护带，用于减缓风沙、阻挡流沙侵袭。早期该防护体系依赖柴油滴灌系统维持，成本和排放压力较大，后通过引入太阳能灌溉逐步替代，到2022年已成为一条“零碳”沙漠公路。
近年来，中国还在沙漠边缘建设大型风电和光伏基地。光伏板不仅为植被提供遮阴和保湿条件，还带动农村产业发展，为当地提供就业和收入来源。
《自然》杂志指出，治沙实践应当学习中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例如在非洲萨赫勒，应优先恢复灌丛和草地；而在海湾国家，则需考虑水资源成本与收益。
从“种多少树”到“系统治理”的转变
《自然》评论认为，中国取得治沙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具体做法本身，还在于其长期战略、可预测且持续的资金投入，以及不断从历史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
过去，治沙工程往往以种植面积或树木数量作为主要指标，而中国近年来开始关注更具实质意义的结果，例如沙尘暴是否减弱、沙丘是否停止推进、当地居民收入是否改善。
与依赖国际捐助的项目不同，中国通过持续的财政投入和制度安排，将防沙治沙纳入长期发展规划，从而保证了后期维护和技术迭代的连续性。
此外，中国通过长期试验，积累了大量有效技术。例如，草方格固沙技术通过增加地表粗糙度，减缓风速、固定流沙，为植被恢复创造条件。在内蒙古库布其沙漠，大型光伏基地每年发电41亿千瓦时，同时恢复约6700公顷土地，并减少黄河输沙量约200万吨。与此同时，数字化激励也可发挥作用。例如支付宝“蚂蚁森林”项目，已有超过5亿用户参与，累计支持种植超过6亿株耐旱植物。
更为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中国通过持续监测评估项目效果，自1994年以来已完成六次全国荒漠化调查，结合卫星、无人机和实地数据，实现量化评估。
《自然》指出，中国“绿色长城”的实践表明，大规模生态修复并非不可实现，但其成效有赖于政府持续投入，以及生态与社会之间的长期协调。对其他国家而言，可借鉴其经验，吸取其教训，否则既有治理成果仍可能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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