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都芃
钱塘江上，春潮涌动。
历经战火洗礼和岁月沉淀，钱塘江大桥矗立江面，默默诉说往日的艰辛与荣光。这座“争气桥”，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骨气，也镌刻着一位科学巨匠的一生。
2026年，钱塘江大桥设计者茅以升诞辰130周年。这位桥梁大师以一颗赤子之心，架起了一座座跨越时代的精神之桥。
勇破天堑
20世纪30年代，钱塘江沿岸流传着一句歇后语：钱塘江上造桥，不可能。
钱塘江水势汹涌，江底流沙密布。种种条件都在告诉人们：在此造桥，难如登天。
可茅以升不信。
1933年，一封来自老同学的信，摆在他案头。信中说，浙江省准备在钱塘江上建桥，邀他主持。彼时的茅以升，三十出头，学成归国。造一座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大桥，是他的梦想。他当即南下，与时任国民政府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见面，详谈建桥计划。
曾养甫承诺：“工程的事你负责，我决不干涉；经费的事我负责，我们共同努力，把桥造好。”曾养甫言辞恳切，茅以升颇受触动。
经过考察，茅以升拿出了铁路公路双层联合式钢桥设计方案——上层为公路与人行道，下层为单线铁路。这是我国第一次设计建造这种形式的桥梁。
钱塘江上建桥，承载力是主要需解决的问题。茅以升结合实际勘测结果，给出了针对性设计：钢梁选用当时较为先进的合金钢，在江底流沙区域打入长约30米的木桩，穿透流沙直抵较坚固的石层，再在木桩上设置沉箱墩座，上面浇筑钢筋混凝土桥墩。与同期竞争的外方方案相比，茅以升的方案造价更低，各方面都展现出优越性，很快被采用。
1934年11月，大桥开工典礼举行。
设计虽然完善，但施工中的困难，远比预想中多。
在打桩环节，建设团队特制了两艘打桩机船。第一艘船造好后刚驶进杭州湾，便遭遇狂风，触礁沉没。
第二艘打桩机船到位后，困难依旧如影随形。部分桥墩以30米长的木桩为基，而江底泥沙最深处达41米，如何确保木桩穿透泥沙、在既定位置被准确打入？
茅以升登船坐镇指挥。汽锤反复锤击，可几个小时过去了，第一根木桩依旧纹丝不动。大家提议换用重锤，可一声巨响后，木桩应声断裂。打轻了桩身难入江底，打重了便断裂。工人们不眠不休一昼夜，仅勉强打入一根木桩。照此进度，单打桩就得4年。
茅以升急得焦头烂额。
一天回家，茅以升见孩子正用喷水壶浇花，水流冲出一个个沙窝。他灵光闪现，当即召集技术人员和工人，提出“射水法”的设想：用抽水机引江水到高处，借重力直冲江底，冲开厚实的泥沙层，再将木桩放入，最后用气锤缓缓夯实。经反复试验，此法果然奏效，一昼夜便可打入30根。
木桩之上要安装沉箱，沉箱上再筑桥墩。沉箱是桥梁承上启下的关键部件，重六百多吨，需在岸上浇筑成型后运至江中，再精准安放在木桩上。可钱塘江潮起潮落，水流湍急，沉箱安装难度极大。此后4个月，建设团队4次尝试，均遭遇失败。
外界议论纷纷，曾养甫找到茅以升，撂下一句：“如果造桥不成，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着你跳！”
茅以升没被吓到，反倒横下一条心。他带着团队，日夜研究潮汐规律，吸纳工人建议，将三吨重的铁锚换成十吨重的混凝土大锚。涨潮时放下沉箱，落潮时借退潮之力精准就位。这一招，成了。
沉箱就位后，茅以升顶着3个大气压的水压，下到江底，一根根清点木桩数量、检查位置，确认无误后，他终于放下心来。
1937年9月26日，天还没亮，钱塘江两岸已站满了人。一声汽笛划破黎明，火车隆隆驶过大桥，人群中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历时两年半，中国人在“不可能”的地方，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
炸桥护国
钱塘江大桥建设时，抗战的烽火已在华夏大地点燃。正式通车后不久，日寇的侵略步伐逐渐加快，大桥成为阻止日军南下的重要节点。1937年11月，茅以升接到了准备炸桥的密令。
作为此桥设计者，茅以升深知大桥建造的困难，也清楚该如何毁灭它。
出于对时局的前瞻判断，早在建桥之初，茅以升便在靠近钱塘江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设置了一个用来放置炸药的长方形孔洞。
没有人知道，茅以升在设计那个孔洞时，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他一定祈求过，希望这个孔洞永远不要派上用场。然而，在国家存亡关头，他没有犹豫，迅速配合军方将炸药提前埋设在桥梁关键位置，只待一声令下。
炸药埋好后，为了疏散百姓、抢运物资，炸桥时间向后推迟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数十万军民借助此桥转移，抢运出的物资价值远远超出建桥所花费的500万银圆。
1937年12月23日下午5点，日寇快要抵达桥头，相关工作人员立即禁止行人过桥。随后，轰隆一声巨响，烟尘冲天、水花四溅，从诞生到牺牲，这座建成仅89天的大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亲手建设，又亲手安排炸毁，茅以升的心情旁人无法体会。晚年时，有人问起炸桥时的心情，他沉默良久后说：“犹如掐死亲生子。”
炸桥当天，茅以升夜不能寐，含泪写下8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不过，茅以升没想到，再见大桥全貌，已是16年之后。
抗战期间，茅以升带着14箱有关大桥的资料，辗转多地。他走到哪儿，资料就跟到哪儿。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终于有机会重修钱塘江大桥。他制定了临时修复和正式修复两步走计划。1947年，大桥铁路、公路恢复临时通车。9年后，到了1956年，修复工作全部完成，钱塘江大桥重获新生。
薪火相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茅以升受邀在天安门观礼。那一天，53岁的他非常激动，心中又燃起了创业热情。
此后，茅以升进入原铁道部工作，先后任原北方交通大学校长、原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深度参与武汉长江大桥等我国多座重大桥梁的设计和建造工作。
鲜有人知，除桥梁设计外，茅以升还曾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工作，负责审查结构设计。特别是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偌大空间内无一根立柱，这对结构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在结构组审查设计完毕后特别提出：“要茅以升组长来个签名保证。”仿佛只有过了茅以升这关，他才能真正放心。
茅以升虽然对大会堂结构设计有信心，但工程事关重大，难免内心忐忑。1959年9月30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招待会，身在其中的茅以升心神不宁，满脑子想的都是宴会厅结构设计。直到此后一系列庆祝活动结束，大会堂安然无恙，茅以升才彻底放下心来。
在建设有形桥梁的同时，茅以升也在搭建“无形桥梁”：积极投身科普事业，普及科学知识。
早在修建钱塘江大桥时，即便工作十分繁忙，茅以升也努力挤时间，每两周写一篇科普文章，向公众介绍建桥的点滴与技术细节，并将其寄给上海的《科学画报》。稿件相继发表，共计8篇。这些文章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将枯燥的工程技术，转化为可感的文字，让老百姓也能明白建桥的艰辛与智慧。当时，“科普”的概念尚未普及，但茅以升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传播科学、启迪民智的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以升对科普工作倾注了更多心血，尤其注重青少年科普。
1962年，茅以升撰写了《中国石拱桥》一文，以生动的文笔，勾勒出中国石拱桥的精巧结构与独特韵味。此文被收录进初中语文课本，让无数青少年感受到桥梁之美。
1977年，北京几位青年教师在讲授这篇课文时遇到问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茅以升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茅以升不仅很快回信，而且热情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字里行间，满是谦逊。
如今，中国桥梁事业早已今非昔比，一座座“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而茅以升精神，正如那座饱经沧桑却依旧屹立的钱塘江大桥，历久弥新，指引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民族复兴架起坚实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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