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子和
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他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这些指示，既站在国家科技发展的顶层进行谋划，又紧紧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
这次座谈会，让我想起了自己从事科学研究近半个世纪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基础研究的“老兵”，我想谈谈自己的感想。
我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回望中国科学这几十年走过的路，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在基础研究领域，为什么我们能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和相对薄弱的基础上奋力追赶，并取得今天世界科学版图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我的自身经历而言，我认为，国家在具体举措方面有“三大法宝”，那就是完善的经费资助体系、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建制化的基地布局。
第一个法宝：
以重大科技计划为龙头的经费支持体系
1997年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一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朱光亚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强烈呼吁，要遵循基础研究的发展规律，制定独立指导中国基础科研发展的规划。中央采纳了科学家们的呼吁，于1997年6月4日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这便是社会各界熟知的973计划。863计划则早在1986年便已启动，聚焦高技术领域，与973计划相互呼应。两个计划，一个侧重基础前沿，一个侧重战略高技术，共同构成了那个时期国家科技投入的核心架构。
我亲历了973计划从孕育到实施的全过程。1996年，我从牛津大学回到清华大学，恰逢其实施，有幸成为该计划第一批项目的首席科学家。30年来，在这项计划的帮助下，中国基础研究在学科布局、科研产出、领军人才培养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业、能源、信息、材料、健康、资源环境、制造工程以及综合交叉和重大科学前沿等各个领域，中国的基础研究快速追上了国际先进水平，在一些领域初步实现了引领式发展。可以说，973计划是那个时代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迎接新世纪挑战的“旗舰计划”。
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启示：基础研究，尤其是能带来重大原创性突破的基础研究，是超前的，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必须是长期的、稳定的、独立的。目前，我国的科技计划历经整合重组，973计划已结束使命，但科学界对国家从整体顶层设计、系统支持基础研究的期待，对朱光亚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胸怀“国之大者”的感念是一以贯之的。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在大会发言和提案中曾多次就此建言。国家规划也回应了大家的期待，如“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到扩大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性颠覆性项目规模和比例，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等。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在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这令我倍感振奋。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社会总研发经费的比例长期偏低，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是客观存在的短板。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1.91%提升至2025年的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这是可喜的进步，但基础研究占比偏低仍是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全社会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2025年占比7.08%，国际主要科技强国的这一占比超过15%甚至20%。这种结构问题，会制约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导致关键领域受制于人，会影响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质效。加强基础研究的经费保障，建立更加合理、稳定、长效的投入机制，正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反映了国家对基础科学战略价值的认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基础研究的经费资助体系。
第二个法宝：
以荣誉激励为内核的人才培养体系
科学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重大科研成果为基础、以荣誉认可为激励的人才培育体系。这些人才计划的设立，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的热潮与相对薄弱的国内科研条件，使得海外人才回流十分困难，青年学者在国内的成长通道也存在堵点。人才计划用国家荣誉为旗帜，以有竞争力的支持为基础，向全球华人科学家发出了明确信号：中国欢迎你回来，中国支持你在这里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
我亲眼见证了这一体系如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科学家的人生轨迹。在我自己的科研生涯中，也曾有机会以这样的信念去培养年轻人。我在清华大学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孙飞，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2005年在《细胞》（Cell）杂志上发表了线粒体复合体Ⅱ的晶体结构，这是截至当时近25年里中国大陆科研人员在该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此后，他直接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主持课题组工作，主持冷冻电镜研究平台的建设，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研究员。经过十余年的坚持，他建立起国内最优秀的冷冻电镜研究平台之一，在国际同行中赢得了广泛声誉。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对年轻人的信任与托举，本身就是最好的人才培养。
当然，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青年科技人才需要一个稳定、宽松的成长环境。在基础科学领域，我们需要的是一代接一代具有天赋、热爱科学、甘坐冷板凳、面临失败风险又百折不挠的人才，对他们的发现和支持，尤其需要长期主义。要防止个别地区对基础研究“叶公好龙”式支持，“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倾向，引导各地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去支持基础研究和科学家。在深化改革中，要给年轻人一个可以预期的、能够沉下心来的科研环境。繁复的经费报销制度、复杂的行政事务，长期占据着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这对于正处于科研黄金期的青年科学家而言，影响尤为深远。
此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还强调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我认为这正是切中要害的部署。优秀的科学家，需要在一生中最好的岁月里，把全部心力都投入到真正的科学问题上，而不是消耗在不必要的事务性工作和令人焦虑的不确定性之中。
第三个法宝：
以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基地布局体系
如果说经费支持是基础研究的血液，人才培养是基础研究的灵魂，那么基地建设便是基础研究的骨骼与肌肉。没有高水平的科研基地，再充沛的经费和再卓越的人才，也难以凝聚成持续的科学突破力。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长期的战略性规划，在重点学科方向上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这一体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渐形成了全国重点科技领域的网络式布局，成为中国基础前沿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核心基地。我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和南开大学校长，深知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级研究基地，对于吸引人才、积累设备、传承科研文化、形成稳定科研方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看来，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是基础研究的强大支柱，具备几个重要特征。其一，它提供了超越单一项目周期的稳定支持，使科学家能够围绕一个方向持续深耕；其二，它形成了良好的科研文化传承机制，老一代科学家的学术积累和科学家精神得以传递给年轻一代；其三，它构建起科研设备、数据和人才的高效共享平台，降低了科研门槛，提升了整体效率。
此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还强调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正是对这一思路的肯定和深化。中国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能够持续涌现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基地建设，便是这一目标的制度性保障。
经费支持、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这“三大法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科学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向领跑迈进的历史经验结晶。它们不是孤立的政策工具，而是一个有机联动的系统：充裕而稳定的经费投入，吸引和支撑了人才的回归与成长；优秀的人才汇聚于高水平的科研基地，形成了持续产出重大成果的创新能量；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又进一步激励更多优秀青年坚定了投身基础研究的志向。
最后，还有一个不算“法宝”的法宝，那就是以更广阔的胸怀、更包容的心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科学发展史已多次证明，科技创新力量是国家快速发展壮大的关键推动力，开放交流合作则是科技创新的必由之路。以我从事的结构生物学和病原体研究来说，国际交流合作在我国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64年，中国科学院为了跟上当代分子生物学蓬勃发展的趋势，派遣了一批青年科学家去牛津、剑桥等机构学习，其中包括中国结构生物学奠基者、我的导师梁栋材先生。梁栋材先生在牛津大学师从结构生物学先驱、诺贝尔奖获得者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教授，学习了当时结构生物学最前沿的技术，由此奠定了中国结构生物学延续至今的发展根基。如今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uart）爵士，也曾在1980年受到皇家学会的派遣，到梁栋材先生在中国实验室开展近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也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工作了8年。从那以后，我们和国际同行的交流不但非常频繁，而且随着我们自己科研实力的提升，合作交流越来越深入前沿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国际交流合作对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国际生物物理联盟（IUPAB）这一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权威性的国际生物物理学家的学术组织中，从贝时璋院士、邹承鲁院士、梁栋材院士到赵南明院士，再到我们，三代科学家的努力，让中国科学界在该学术组织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2013年，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的支持下，在全世界生物物理同行的支持下，我当选国际生物物理联盟主席。这是该组织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主席，也是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下属的几十个科学联盟中的第一次。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尽管政治因素给中美科技合作带来不确定性，但国际科技合作仍是破解共性难题、造福全人类的必由之路。回望历史，即使在冷战时期，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等的交流与合作都曾令双方获益。这也印证了科学无国界、开放合作终能穿越政治阴霾的道理。
今天，我们要努力团结国际上的科学同行，捍卫全球化的成果，主动融入、逐步引领国际科学的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还提出扩大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并提出支持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奖项。对国际科学界而言无疑是鲜明的导向。在困难面前，我们要拿出更加积极的心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的，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今天，站在科技强国建设的新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向全社会和国际科学界发出了清晰而坚定的信号，这是党和国家对科学规律的尊重，也是对中国科学家的信任与期许。
我已年过七旬，仍守在基础研究一线。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联合百名委员和院士提出“尽快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创新体制，推动国际科研合作，促进中国科学快速进步”“基础研究要常抓不懈，做实国家安全之本”“加紧实施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等建议。我最大的心愿，是全面加强基础研究，让“三大法宝”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让更多的年轻科学家，能够在一个稳定、宽松、充满信任的环境中，自由而深入地探索科学的无穷疆域。中国科学的未来，属于一代又一代的前仆后继者。科技工作者使命在肩，唯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方可筑就科技强国之基。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观点聚焦
●经费支持、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这“三大法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科学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向领跑迈进的历史经验结晶。它们不是孤立的政策工具，而是一个有机联动的系统。
●基础研究，尤其是能带来重大原创性突破的基础研究，是超前的，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必须是长期的、稳定的、独立的。
●加强基础研究的经费保障，建立更加合理、稳定、长效的投入机制，正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对年轻人的信任与托举，本身就是最好的人才培养。
●在基础科学领域，我们需要的是一代接一代具有天赋、热爱科学、甘坐冷板凳、面临失败风险又百折不挠的人才，对他们的发现和支持，尤其需要长期主义。
●要防止个别地区对基础研究“叶公好龙”式支持，“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倾向，引导各地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去支持基础研究和科学家。
●没有高水平的科研基地，再充沛的经费和再卓越的人才，也难以凝聚成持续的科学突破力。
——饶子和
人物档案
饶子和，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物物理与病原体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团队在流感病毒、冠状病毒、艾滋病病毒、结核分枝杆菌等重要病原体的分子机制研究和相关疫苗、中和抗体以及小分子药物研发方面作出了系统的创新性贡献，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同行评审论文480余篇，其中包括在《细胞》（Cell）、《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三大科学杂志的主刊上发表研究论文32篇，被引用逾43100次，获得专利授权3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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