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陆成宽
他带领团队15年磨一剑，建成我国首台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从此我国加入“世界级同步辐射俱乐部”；他又用15年拓荒，建成全球迄今唯一运行的钍基熔盐实验堆，使我国在先进核能新赛道上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他就是我国核物理学家、同步辐射物理学家、钍基熔盐堆核能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应物所”）原所长徐洪杰。
5月30日，徐洪杰荣获“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份褒奖。2025年9月14日，这位科学家因突发疾病猝然离世，生命定格在70岁。这份荣誉所铭记的，恰恰是他一生中那些“甘坐冷板凳”的岁月。从黄浦江畔到河西戈壁，他走的始终是一条以国家需要为坐标的攻坚之路。
“既然国家需要，我必竭尽所能”
1995年，博士后出站后的徐洪杰已成长为核物理领域的专家，正处在个人学术道路的上升期。
就在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共建上海光源工程。任务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应物所前身）。徐洪杰的导师、时任所长杨福家院士希望他挑起这副担子。
一边是自己熟悉的、已见成效的科研方向，一边是国家急需却是自己陌生的新领域，徐洪杰人生中第一次为国家需求“转向”。“既然国家需要，我必竭尽所能。”他毫不犹豫。
徐洪杰带领团队从“学生”做起，白天讨论技术方案，晚上挑灯研读文献，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学生再变成专家”的艰难转身。
“身为工程总经理，徐总常年连轴转，没有节假日。”上海光源建设期间光束线分总体主任肖体乔说，“我有时搭他车回家，一路谈工作，谈着谈着他就打起呼噜。有一次出差，他还晕倒在机场。”
历经立项的漫漫十年和开工后的势如破竹，2009年，上海光源按期竣工，我国从此加入了“世界级同步辐射俱乐部”，拥有了探索微观世界的“科研神光”。
那一年，面向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中国科学院决定部署未来先进核裂变能前瞻研究，重托再次落在徐洪杰身上。
“能源若被卡脖子，才是致命的。作为共产党员，就得多为国家的未来着想。”想到这些，徐洪杰再次为国“转向”，提出并组织开展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研发。
此时，徐洪杰已年过半百，“他本可躺在功劳簿上安享荣誉，但从国家需要出发，再次从头开始，让人肃然起敬。”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所长戴博伟说。
从物色骨干、查阅文献、确定技术路线开始，他又用了15年，带领团队在上海嘉定取得关键技术突破，在甘肃武威的戈壁滩上建成了全球迄今唯一运行的2兆瓦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完成了世界上首次熔盐堆加钍实验。
戴博伟回忆：“即便身体不便，徐所长仍亲赴沙漠戈壁选址。他这种不畏艰苦、深入一线的作风令人动容。”
更令人感佩的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为上海科技大学的学生准备《核能科学与技术导论》课件。
从同步辐射光源到钍基熔盐堆核能，徐洪杰的两次“转向”，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国之所需，心之所向”。
15年没发一篇论文、没争一个奖项
在很多人的眼里，论文、奖项、头衔至关重要。然而，徐洪杰却用他独特的科研人生，诠释了一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精神境界。
接受上海光源建设任务时，徐洪杰已在原子核物理领域崭露头角，并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个人学术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面对杨福家“5年，你不做其他研究，专心建设光源”的嘱托，他毅然选择了将自己已有的成就“归零”，投入到一个全新的大科学工程领域。
建设上海光源期间，徐洪杰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程的组织、协调、攻关和团队建设中。
“在这期间，徐所长一心扑在光源建设上，没有去发表一篇论文，没有去争获一个科技奖项。他说，‘光源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情，要建成世界一流水平’。这种淡泊名利的‘忘我’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们这些身边人。”上海应物所所长戴志敏说。
“徐所是一道光，跟着他搞科研心里很踏实。”上海应物所钍铀循环化学部主任龚昱告诉记者，“徐所常鼓励我们，在科研路上要敢于攻坚克难。”
上海光源建成后，获得各方广泛赞誉，徐洪杰本可借此在同步辐射领域继续深耕，获取更多学术资源与荣誉。但他却转向了挑战巨大、前景不明的钍基熔盐堆研发。
在钍基熔盐堆项目启动之初，不少人劝徐洪杰“这项目不好搞，别搞了”。可徐洪杰认定了的事，就一定要做成。他说，“没有困难，要我们做什么。”
戴博伟对此深受触动：“徐所长没有在上海光源建成后停下脚步，更没有据此追求个人名利，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不求短期回报的科研道路继续攀登。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科技界学习和弘扬。”
作为一所之长，徐洪杰谦和低调，从不张扬个人成就。戴志敏说：“即使在担任所长期间，他也始终保持科学家本色，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科技创新中。”
为上海光源，他15年不发一篇论文；为钍基熔盐堆，他殚精竭虑、倾情投入。这份淡泊，贯穿了他的一生。
徐洪杰用他的一生证明，科学家的价值，不只是论文和奖项，还有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知识边界拓展所作出的实质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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