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操秀英
当呼啸喷涌的天然气在戈壁上空划出一道长虹，火舌映红了库车山前的沟壑——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邱中建心中珍藏了二十多年的画面。克拉2大型气田的发现，为国家“西气东输”世纪工程奠定了核心资源基础。
一幅幅难忘的画面，构成了邱中建院士始终与祖国石油工业同频的一生。7月9日，第十六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在京颁奖，邱中建院士荣获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
作为著名石油勘探专家，邱中建常说，自己这辈子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找油。从松辽平原到渤海湾，从南海之滨到塔里木盆地，近70年勘探生涯里，他始终奔走在祖国油气事业的最前线。
1957年，一个改变中国石油工业格局的任务落到了这位24岁的年轻人肩上。他受命担任松辽平原地质专题研究队队长，带领一个7人小组，奔赴东北，为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打前站”。
彼时的松辽平原土路泥泞、人烟稀少，队员们借住在老乡家中分睡“对面炕”，白天背着地质标本徒步踏勘，夜里与蚊子、臭虫为伴。雨季道路湿滑，负重前行的队员常常摔得满身是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跑遍辽吉黑三省，系统梳理地层剖面，验证生储油条件，最终拿出的评价报告掷地有声：松辽平原是“含油远景极有希望的地区”，应尽快开展基准井钻探。
这份报告，为后来大庆油田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59年，松基三井在大同镇长垣高台子构造上开钻。这口井的命运几经波折，井位的选择凝聚了技术人员反复的讨论与协商。当这口井在1100多米深处发现油砂时，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邱中建和同事们被派往井场“蹲点”，全程参与固井、试油。他回忆，当时的固井完全是体力活，水泥要靠人一袋袋扛上去。为了测试射孔弹的效果，他们甚至在地面挖坑，将套管埋进去做模拟实验，反复验证，确保万无一失。
当井筒里的清水被一桶桶捞出，换成乌黑的油柱时，整个井场沸腾了。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大庆油田就此诞生，中国“贫油论”的枷锁被彻底打破。
从大庆会战到胜利油田，再到四川气田，邱中建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改革开放后，他又投身于中国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担任海洋石油总公司总地质师。
然而，这条“向深蓝进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几乎空白，缺资金、缺技术、缺装备。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勘探海洋石油，在国内引发了“是爱国还是卖国”的激烈争论。有人写信给中央，指责合同条款让国家吃了大亏。
1981年，一场气氛严肃的论证会在北京召开。邱中建作为专家之一参加了会议。会上，有关部门领导用详实的数据逐条反驳了“卖国论”：勘探风险由外方独自承担；固定资产最终归中方所有；中方享有固定比例的原油留成……事实胜于雄辩，中央最终肯定了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方针。这场争论的平息，为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邱中建参与组织了首轮海上油气国际招标的技术谈判。他带头学习国外先进的油气资源评价方法与地震解释技术，不仅推动发现了流花、惠州等一批大中型油气田，更将先进勘探理念推广到陆上油田，让海洋石油成为行业对外开放的“窗口”。
1989年，56岁的邱中建奔赴新疆，投身塔里木石油会战。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勘探的禁区。他力主推行“新体制、新技术、高水平、高效益”的“两新两高”方针，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在沙漠腹地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会战。
更大的挑战在库车山前。这里地质结构极其复杂，被称为“勘探禁区中的禁区”。1990年代初，他们接连打了三口探井，耗资巨大，却一无所获。巨大的压力和质疑声扑面而来。
“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邱中建回忆道，“但作为一个地质专家，我认为这里的地质条件非常好，这可能就是‘黎明前的黑夜’。”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主张再上三口探井。
1998年，转机终于到来。克拉2井测试出高产气流，一个大型气田横空出世。当看到天然气如彩虹般呼啸喷涌时，他热血沸腾，当场赋诗一首：“彩虹呼啸映长空，克拉飞舞耀苍穹。弹指十年无觅处，西气东送迎春风。”
从风华少年到鲐背之年，邱中建院士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用一生诠释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赤子情怀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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