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操秀英
四年后，世界上最好的AI芯片可能由中国制造；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制造出全球最好的自动驾驶汽车……近日，在长江商学院CEO项目二十周年返校日论坛暨2026年毕业典礼相关活动上，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给出了他关于中国的预判。
凯文·凯利分享了他对未来十年包括通用人工能否实现、专业性的价值、机器人的发展水平、未来岗位等十五个AI发展预测。他认为，至少未来十年内，不会发生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大规模就业消失。理由很简单：AI自动化的是“任务”，而非“岗位”。一个岗位由众多任务组成，AI可能接管其中一部分，但剩下的工作不仅需要人来做，还需要人去“承担责任”，确保任务最终完成、为结果负责、在出问题时承担后果。
更重要的是，人类还做着一件AI做不到的事：在工作中学习。现实中的工作每天都在变化，人类需要不断重新理解“这项工作到底是什么”，并据此调整策略和能力。而今天的AI不会持续学习，它只会执行既定规则。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判断：那些最积极采用AI、最接近“AI First”的企业，员工数量反而在增加。因为AI提高了效率，企业能够承接更多项目，需要更多人来做AI无法替代的判断、沟通和创造工作。
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人才战略需要从根本上调整——不再问“哪些岗位会被AI替代”，而是问“哪些人类独有的能力需要被强化”：承担责任的能力、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在不确定性中做判断的能力。
凯文·凯利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真正的“AI First公司”往往很年轻、规模比较小。原因不在于新技术不如旧技术，而在于组织惯性。
“你不能只是把AI放进公司，你必须真正改变公司的工作流程。”凯文·凯利说，“AI不像是雇佣了一个爱因斯坦，也不仅仅是一台更聪明的电脑。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传统企业中，财务、人力资源、市场等部门之间有清晰的信息边界，形成“信息孤岛”。但AI不遵守这些边界—它可以跨部门访问和处理信息。当AI进入组织，部门墙自然会开始瓦解。
如何应对这一变革？长江商学院院长李海涛提出“三观决策”框架，即看清宏观、选对中观、做强微观。他分析，过去在增量市场中，行业普遍增长，企业对宏观和赛道选择的依赖相对较低；进入存量竞争与结构分化阶段，企业首先要看清地缘环境、科技变革和经济趋势，再判断产业与市场方向——是深耕国内还是全球化发展，是进入新兴科技赛道，还是在传统行业中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则指出，AI对中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巨大——对美国GDP增长贡献约40%，对中国二季度增长贡献接近50%。这意味着AI不仅是上市公司市值的概念，更是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力量。
凯文·凯利在演讲最后强调，对未来要保持乐观：折叠手机最早出现在科幻作品中，有人相信它可能发生，然后真的把它做出来了。“所有看起来不可能的重大突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美好事物，都是过去那些乐观主义者创造出来的。”他说，“未来也会由今天的乐观主义者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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