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都芃
如今的北京市文津街，车水马龙，北平图书馆旧址静立一隅。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在20世纪20至40年代，这里曾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发祥地——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下简称“静生所”）的所在地。
这家仅存续了22年的科研机构，在动荡的时局里筚路蓝缕，为中国生物学研究开创出一片天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许多研究机构都承袭了它的学术血脉。
不久前，《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作者、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在北京与读者重温了这段鲜为人知的中国现代科学起步史。
风雨飘摇艰难起步
静生所的诞生，源于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先驱们的共同夙愿，也承载着对一位教育家的纪念。
1922年，动物学家秉志与植物学家胡先骕在南京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自己创办的首个生物学研究机构。随着研究版图的拓展，生物资源和人才资源丰富的北方地区也亟待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来填补空白。
1927年秋，秉志、胡先骕联名致信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著名教育家范源廉，提议在北京设立生物调查所。范源廉字静生，素来倾心自然，早有设立生物研究所的愿望，对这个提议给予了大力支持。
但没等到机构成立，1927年底，范源廉便骤然辞世。为完成他的遗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尚志学会达成共识，共同出资组建生物调查所，并以“静生”命名，以示对范源廉的纪念。其胞弟、实业家范旭东还将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的范家故居捐出作为所址。最终，在各方支持下，1928年10月1日，静生所正式挂牌成立，秉志担任首任所长，胡先骕担任植物部主任。
1928年到1937年，是静生所的“黄金十年”。研究人员从最初寥寥数人增至50余人，所址也从民居迁入毗邻北平图书馆的文津街3号，甚至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动植物标本馆。静生所研究人员开启了对中国生物资源的系统性调查研究，足迹遍布华北、西北、西南各省。
但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原本平稳有序的研究节奏被打破。华北局势逐渐恶化之际，平津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师生、学者被迫踏上内迁之路。静生所的一部分职员选择继续留守，一部分则辗转南下，落脚云南昆明，与当地合作成立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这便是如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其成立时确立的“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的所训，至今仍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承袭。
战时的特殊环境让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时常发不出工资。但静生所职员仍自力更生，积极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开展有益的科研工作。
例如，1940年，在静生所从事蕨类植物研究的秦仁昌在丽江发表重要论文《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解决了蕨类植物分类的长期难题，这套体系后来被称为“秦仁昌系统”，被国际学界广泛采用。
不仅如此，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秦仁昌等人还积极利用当地资源，开展应用技术研究，其试制松节油及透明松香，并与当地工商人士集资组建起大华松香厂，收效明显。1949年，秦仁昌将相关技术经验交于云南省林业局，以利国计民生。
抗战胜利后，胡先骕虽竭力推动静生所复员，但因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社会秩序动荡、研究经费等问题难以落实，仅勉强恢复了植物部。至1950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接收静生所，整合重组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等单位。其存续22年间积淀的研究资源、培养的科学人才，尽数融入了新中国的科学事业。
乱世中的科研奠基
22年时间里，静生所在战乱中产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更探索出一套现代科研运行与人才培养制度，为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建制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静生所取得的成就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活化石”水杉的发现与定名。1943年，当时的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技正王战在四川万县磨刀溪采集到一份形态特殊的标本，标注为“水松”。1946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的郑万钧见到这份标本，发现其“叶对生、果鳞亦对生，与水松绝异”，判断其为从未记载过的全新类群。由于当时正值战时，后方文献匮乏，他一时难以下定论，便写信将相关发现告知胡先骕。胡先骕在仔细对照日本学者三木茂发表的水杉属化石研究后确认，这份标本与千万年前已灭绝的水杉属完全吻合。
1948年5月，胡先骕与郑万钧联名在静生所复员后的第一期《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向学界正式报道了水杉新科、新种及发现过程。随后，该报道在国际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加州大学古植物学教授钱耐将其称之为“本世纪内植物学最大之发现”。
在一系列成果之外，静生所还建立起了一套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科研机制，为草创阶段的中国现代科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
例如，在人才培养上，静生所从大学毕业生中遴选真正有志于科研的青年，从实习生、助理做起；入职后派往野外长期参与标本采集，既积累实践经验，也锤炼意志品质；表现优异者可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赴国外深造；学成归国后承担新的研究方向，再培养下一代研究者。
“静生所选派到野外采集的人，几乎没有半途而废的。”胡宗刚认为，静生所在选人用人方面很有经验，选拔的都是真心热爱研究的好苗子。
在运行机制上，静生所有着完善规范的档案管理、图书采购、学术交流与晋升制度。其依托北平图书馆，系统购置国外生物学书刊，建立图书管理和借阅制度；又创办英文期刊，与国际同行交换出版物和标本，使中国生物学迅速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网络。
见证科学精神的力量
22年的风雨历程，真正支撑静生所走过乱世的，是那一代科学家对“科学救国”的坚定信念和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
“他们认为中国不会亡国，这是一个基本信念。”胡宗刚说，在这个信念之下，那一代科学家崇尚科学、崇尚真理，坚信“科学救国”。“只要还有一丝做研究的希望，他们都会努力坚持，相信以后总会有用武之地。”他说。
面对创办初期极度匮乏的研究经费，静生所首任所长秉志不仅不支薪俸，还节衣缩食自掏腰包购置仪器。执掌静生所时，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和胡先骕都拼尽全力维持机构运转，他相信只要机构还在，科学事业就有延续的可能。
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研究者们辗转庐山、昆明、丽江之间，一边筹措经费，一边开展研究工作。1943年，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胡先骕仍坚持刊印了一期《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登载部分静生所人员战时的研究成果。
在动荡的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人生选择。但静生所的研究者们始终没有离开科学。“只要有条件，哪怕条件艰苦一点，他们都会坚守自己的信念，研究的初心从来没变。”胡宗刚说，正是这份坚守，让静生所在短短22年里，培养出了蔡希陶、秦仁昌、郑万钧、俞德浚等一批学术大家，撑起了中国生物学研究的半壁江山。
作为中国现代科学起步阶段的一个缩影，静生所的存续时间虽不长，规模也并非最大，但其曲折的发展历程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向世人证明了科学精神的力量，也反映了一代科学家的精神与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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