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付毅飞
长征的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中华民族攻坚克难、不断走向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90年来，这一红色精神从未褪色，成为一代代新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丰碑。
1965年，我国首枚运载火箭研制工作启动。对于火箭命名，研制人员建议“长征”二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代表着我们要发扬长征的精神，克服困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登上顶峰。”曾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的韩厚健说。
最终，“长征”这个名字获得批准。它寓意着中国火箭必将像红军长征一样，克服千难万险，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这个名字也为中国航天事业立下精神标杆——航天探索，就是新时代一场永不停歇的长征。
用生命刻下
向天图强足迹
建设者们用血肉和生命创造了奇迹。仅用两年六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导弹武器综合试验靶场。
向天图强没有捷径，只有千千万万航天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用青春和汗水刻下的足迹。
1958年5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当时，苏联第三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一表态，吹响了中国人进军太空的号角。
早在这年3月底，已有一支队伍悄然出征。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刚从朝鲜战场归来，征尘未洗便接到命令。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登上列车秘密回国西行，奔赴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弱水河畔。紧接着，来自全国的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步兵，共计九路大军、十万人马相继赶来，齐聚大漠戈壁。两年后他们才知道，这次任务建设的是我国首个导弹、卫星发射场，也就是今天的东风航天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建设者们面临的第一项考验，不是工程难题，而是生存挑战。
这片戈壁滩的真实面貌，可谓“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四处无人烟，风吹石头跑”。最基本的住所都没有，他们就挖“地窝”，支帐篷，住了下来。
戈壁里的风沙，一刮起来遮天蔽日，生活区里帐篷、脸盆被吹得到处乱飞。战士们晚上回来，要先把帐篷找回来才能睡觉。火车司机王喜乐回忆，曾经他开着火车经过一个风口，因为铁轨被风沙埋住，火车竟然脱轨翻车。
当时没有办法打井，水只能靠火车拉，比油还珍贵。战士们早上起床，每人领一盆水——那是一天的供给。早晨洗完脸，水不能倒；中午施工回来还得用它洗；晚上再洗脸洗脚。没有水洗衣服，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渗满白色的汗碱，搓一下，沙沙响。饮用水也难以保证，烧水时蒸气会吸引蚊虫，“一杯水半杯蚊子”是常态。
残酷的环境没有让建设者们退缩。曾在长征中带领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带头立下了“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铮铮誓言。
有老兵回忆，一次战士们卸石渣时，由于经验不足，车门没有拴好砸落下来，导致十余名战士牺牲。由清水镇通往发射场的铁路有200多公里，修建过程中，铁道兵连长陈南朝和9名铁道战士相继牺牲在下河清乡……如今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内，安葬着790多位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忠诚奉献、英勇献身的英雄先辈，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27岁。
建设者们用血肉和生命创造了奇迹。仅用两年六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导弹武器综合试验靶场。这让曾经断言“没有15年，你们干不完”的苏联专家哑口无言。
也是1958年，还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的王希季，接到了前往原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的调令。
探空火箭技术负责人——这是王希季的新工作，跟他之前的研究领域完全不一样。但他明白这是国家的需要，没有半分犹豫。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没经验，没资料，没专家，研制条件十分简陋。计算工具只有手摇式计算机，一条弹道，几个人要夜以继日地算两个多月，草稿纸堆得比办公桌还高。没有发射场，他们就在荒滩上试验，指挥所是田埂旁的草棚，通信靠喊话和手势。他们把停用的厕所改成测试室，把废弃碉堡改成发动机试车台，用辘轳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用打气筒加注燃料……
1960年2月19日，研制团队在上海郊区的一处稻田里，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虽然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却包含液体燃料发动机，以及空中点火、头体分离、降落伞回收等完整环节，标志着我国在奔向太空的征程中，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毛主席赞道，8公里也了不起！
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重启。在探空火箭和导弹技术基础上，首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研制同步开始。
长征一号火箭在两级液体弹道导弹“东风四号”基础上改进研制。虽有技术基础，研制之路仍困难重重。
火箭一、二级沿用了“东风四号”的液体发动机，但高空环境对发动机提出了全新要求。一级工作结束后，二级必须在超过60千米的高空重新点火。要保证点火可靠，发动机内部需要保持一个大气压的状态，地面试验成功了，但怎样将这种状态带上天？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带领研制团队另辟蹊径，在发动机内腔加装了堵盖和破裂膜片，为二级发动机点火创造了所需压力环境。
发动机高空性能参数，需要做试验才能获取。当时我国没有条件建造模拟高空环境的试车台，研制团队采用发动机自身排气抽真空的办法，设计了一个真空集中试验舱，为发动机模拟出高空工作环境。
发动机的高频不稳定燃烧，是研制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难关。当液体推进剂强力喷入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后，会产生各个方向的强烈振动，控制起来非常难。
当时担任百吨级发动机主任设计师的马作新回忆，第一次试车时，两种液体燃料进入燃烧室的时间没控制好，整个燃烧室立即烧了起来。总结经验后再试，仅过了十几秒，燃烧室开始共振，发动机喷出的火焰乱晃，只能紧急停车。他们把发动机拖回车间检测，发现内部已经烧得一塌糊涂。
“那段艰难的时光，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整天都在苦思冥想解决方案。”马作新说。研制团队花了两年零十个月，先后开展百余次试车，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一次试车，4台百吨级推力的发动机并联点火，场面非常壮观。钱学森高度评价，此次发动机研制成功标志我国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已经走进“自由王国”。
要把卫星送入环绕地球的轨道，飞行高度不能低于180公里，入轨速度需要接近每秒7.9公里。两级构型的“东风四号”弹道顶点可以很高，却无法为载荷提供足够的速度。对此，研制团队决定“加一级”，将长征一号打造为三级火箭。
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研制任务由原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承担，时任副院长杨南生带领团队从解决药柱裂纹、不稳定燃烧等基础问题入手，开始了艰辛探索。
根据总体方案要求，三级发动机要在600公里高空点火，在每分钟180次旋转条件下工作。第一次旋转试车，杨南生大声招呼同事“往后退”，自己却站在最前面，通红的双眼紧紧盯着高高的试车台。
点火不到30秒，发动机爆燃，挣脱试车台，像脱缰野马般吼叫着飞了出去。大家没有气馁，检查、分析，解决了脱黏和燃烧后某种成分沉积的问题。
经历了一次次失败、改进，他们成功开展了静止、旋转、高模、高模加旋转、全箭串联系统地面热试车共19次，如期完成了三级发动机研制任务。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火箭喷出烈焰，托举“东方红一号”卫星缓缓升空。守在地下控制室里的任新民和同事，从屏幕上看到火箭起飞的画面，拔腿就往外跑。这一刻，无数为中国航天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仰望着天空，急切地等候消息。15分钟后，“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传回。韩厚健在庆祝会发言稿里写道：“苍天可以作证，我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我们的卫星送上天的。”
从大漠风沙中的“地窝”、帐篷，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内的烈士纪念碑；从上海郊外的“稻田发射场”，到科研人员自制的真空试验舱；从孙继先的悲壮誓言，到杨南生站在前的担当……向天图强没有捷径，只有千千万万航天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用青春和汗水刻下的足迹。
攻坚克难
走出突围之路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长二捆”不仅让我国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也标志着中国火箭技术登上了新台阶。
火箭运载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多年来，长征火箭在创新征程上兵分多路，形成了丰富的家族型谱。
20世纪80年代，我国火箭研制陷入困境，市场萎缩、研制经费缩减。
1986年被任命为原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院长的王永志，上任不久便看到一个机遇。
国际上，欧美航天发射接连失事，卫星发射运力短缺。打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是长征火箭突围的必由之路。
但想攻下这个阵地谈何容易。按照国际市场需求，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至少要达到8吨，这是当时我国主力箭型的几倍。怎样让运载能力大幅提升？王永志认为，靠增加子级让火箭“长高”，效果已经不大，要让它“长胖”。他提出了采用横向并联捆绑、增加4个助推器以提升火箭推力的思路。
该院研究员黄作义的想法与此不谋而合，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如果研制成功，可以承揽美国休斯公司的卫星发射合同。捆绑式火箭的构想，得到了由图纸变为现实的机会。
王永志让黄作义带着3张草图前往美国洽谈，休斯公司很有意向，但提出了苛刻条件：我方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只要美方认为我方不能发射，就有权终止合同，并对我方罚款100万美元。
有人劝王永志：“如果钱花了没搞成，会影响到国家声望，到时候降你三级，你还干不干？”王永志说：“干！”
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商业发射合同。
按照设计思路，新火箭将以长征二号丙火箭为基础，增加4个直径2.25米的助推器，并将芯级一、二级分别加长，可以让200公里高度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由2.5吨提高到9.2吨。这型火箭名为“长征二号E”，也被称为“长二捆”。这样一款火箭从设计、研制到生产、试验，通常需要5年左右，而当时留给航天人的时间只有一年半。
对于大部分科研人员来说，捆绑式火箭只在国外画报上见过，最大难点正是这个“捆”字。4个助推器既要牢固捆绑，又要能可靠分离。负责研制捆绑分离系统的刘竹生回忆，没有实物参考，他们就用纸叠成模型，观察力的传递途径，再进行分析计算，草稿摞起来一米多高。
王永志带领团队掐着工期排任务，效率令人吃惊：3个月完成24套共计44万张设计图样，100天内解决20项技术难题，400天设计生产5000多套特殊工装，12个月建起大型火箭振动试验塔，180天内做完300多项地面试验，14个月建起能承载千吨的大型发射台……
后来，王永志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困难的硬仗。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澳大利亚澳星模拟卫星和一枚巴基斯坦“巴达尔一号”科学实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此后虽有波折，但我国最终完成履约。“长二捆”不仅让我国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也标志着中国火箭技术登上了新台阶。
1985年，原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主任龙乐豪及同事们，提出了新一代“大火箭”的构想。一年后，“大型运载火箭和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被列入“863计划”，并于1988年开始论证，一论证就是十多年。2002年，原国防科工委确定新一代火箭“一个系列、两种发动机、三个模块”总体发展思路，以及“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设计思想。200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长征五号立项研制。
长征五号技术跨度之大，在长征火箭研制历史上前所未有。全箭新产品比例超过90%，需要突破12大类247项关键技术，零部件设计量约为其他型号的3.5倍。最核心的是两颗“心脏”——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和50吨级液氢液氧发动机。本世纪初，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研制团队扎根秦岭深处，先行启动两型发动机的研制攻关。
我国此前从未研制过液氧煤油发动机，方案是世界最先进的，与老一代发动机的设计思想完全不同。有些工艺，机器铣不到位，技师就一点点刻，像雕花一样。
比工艺更困难的基础难题是材料。火箭发动机点火后，最高能达到3000摄氏度，普通材料瞬间就会被烧成废渣。中国钢研科技集团高纳公司科技委副主任赵光普回忆，初期研发的叶盘，刚上试车台几秒钟，“像天女散花一样就没了”。研制团队专门制作了燃烧装置，不断调整配方，在两年中做了上百次试验，终于研制出符合要求的高温合金。
2001年对研制团队来说是最艰难的一年，四次整机试车均未成功，其中还连续两次发生爆炸，这在中国航天史上绝无仅有。“零点几秒全部炸完，中间一个零件连‘尸首’都找不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时任该发动机主任设计师的葛李虎说。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团队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他们没有气馁，从爆炸碎片中分析故障原因。一个阀门问题，他们连续做了100多次试验，白天试验完，晚上就分析数据、装配产品。最长的一次，300人在厂里连续住了3个月。经过近一年的探索，终于看到了曙光。
2002年，液氧煤油发动机首次试车成功，虽然时间只有5秒钟，却让现场所有人记忆犹新。该发动机副总设计师陈建华说：“这次试车成功，标志着我国对于液氧煤油发动机起动技术的掌握。”2006年，该发动机成功完成600秒长程试车，我国完全掌握了高压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全套技术。
同一时期，50吨级液氢液氧发动机的研制在另一条战线上艰难推进。这是典型的低温发动机，液氧需要冷却到零下183摄氏度，液氢更是需要到零下253摄氏度。为此，研制团队先后解决了低温发动机起动及关机时序、超高转速高压高效多级泵等百余项关键技术。
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完成首次长程热试验后，团队发现推力室出现结构破坏，故障现象前所未见。之后3次试验均出现同样问题，并伴随越来越严重的烧蚀。团队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捕捉到一丝异常，花了一年半，终于找到发动机燃烧中的异常脉动频率，确定了高频不稳定燃烧的深层故障原因。随后又用5个月，团队完成了方案论证、设计出图以及新产品的研制试验，解决了这个国际性航天难题。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在海南文昌成功首飞。这款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25吨级的大型火箭，为我国空间站建设、探月、探火等重大任务提供了强劲动力。
火箭运载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多年来，长征火箭在创新征程上兵分多路，形成了丰富的家族型谱。“神箭”长二F力保载人航天工程100%发射成功，“金牌火箭”长三甲系列等传统火箭助力探月、北斗任务，长征七号系列有“天舟专列”之称，长征十一号具备24小时快速响应能力，长征十号乙首飞即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平台网系回收……一型型长征火箭背后，是航天人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打下的攻坚战役。
至暗时刻
仍然相信黎明
从长征五号遥二失利到遥三复飞，航天人经历了908天“含泪奔跑”。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场10余万人共同的“马拉松”。
中国航天能从失败中走出自立自强的道路，是因为航天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在至暗时刻仍然相信黎明。
“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经历湘江战役后只剩下3万多人，到陕北已不足1万人。面对千难万险仍坚信革命必胜，愈挫愈勇。”韩厚健常以此激励自己。
如果说红军长征是在经历一次次失败与挫折后实现伟大转折，中国航天的腾飞之路同样遍布荆棘，留下过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
1996年2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一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任务，这也是长征三号乙火箭的首飞。当时58岁的龙乐豪作为火箭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对任务满怀信心。
凌晨3时01分，火箭点火，然而起飞后仅3秒，飞行姿态出现异常，偏离了发射方向。飞行约22秒后，火箭头部坠地，撞到离发射塔架不到2公里的山坡上，满载的燃料发生剧烈爆炸，不仅星箭俱毁，气浪还冲击到技术人员临时住宿的协作楼和宾馆，造成6人死亡、57人受伤。
火箭副总设计师李京红看到，龙乐豪坐在发射场外的木箱上，整个人都懵了。
那一夜，研制团队开着应急灯、举着蜡烛，爬上山坡整理残骸。人们说，龙乐豪在一夜之间白了头。
经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排查，发射失利的原因终于查明：一处焊点虚接，随着火箭点火、振动而断开，导致控制火箭的惯性平台失效，火箭不断按错误信号进行姿态纠正，最终坠毁。
接下来的日子，研制团队完成了12类、122项试验，提出了44项共256条严苛的改进措施。1997年8月20日，长征三号乙再次起飞，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龙乐豪后来说，那卧薪尝胆的551天让他终生难忘。
惨痛的失败让航天人深刻反思。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连续下发文件，于1997年10月正式形成航天质量问题归零“双五条”标准。这套源自血泪教训的标准，成为中国航天此后高成功率的制度基石。
长征三号乙首飞失利后，龙乐豪在晨曦中如雕塑般站在废墟里的身影，深深刻进一个29岁年轻人的脑海。他叫李东，是龙乐豪的学生。10年后，李东成为长征五号火箭总设计师。他没有想到，那样刻骨铭心的失败，他会经历第二次。
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发射。准备过程非常顺利，大家信心满满，试验队端出热腾腾的包子寓意“保证成功”。直到火箭点火升空，指挥大厅的气氛都是轻松里带着兴奋。
可是，当火箭飞行到第346秒，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曲线，一项发动机参数飞速往下掉。大厅里瞬间沉寂下来。李东知道，火箭很难挽救了，但他仍盼望有奇迹出现。很快，最后的希望破灭，火箭连同搭载的实践十八号卫星坠入太平洋。
试验队员们回忆，宣布任务失利后，他们返回协作楼，经过食堂，里面空无一人，事先准备的加班餐，没有一个人去吃。
这次失败，损失的不仅是一枚火箭、一颗卫星。长征五号肩负重任，探月、探火、空间站建设，这些重大任务都需要由它发射。解决故障的效率，将影响到我国迈向航天强国的进度。航天人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们顾不上考虑个人荣辱，更没有相互推诿指责，第一时间紧密合作，投入到故障排查定位工作中。
可是当时获得的数据很有限，火箭残骸又已沉入海底，故障定位难度极大。团队建立故障树，对50多个可能造成推力下降的事件逐一排查，花了将近100天，筛选出可能性较大的线索，又用了半年左右开展试验验证，终于确认了故障原因。
2018年4月16日，国家航天局发布官方通报指出，“芯一级液氢液氧发动机一分机涡轮排气装置在复杂力热环境下，局部结构发生异常，发动机推力瞬时大幅下降，致使发射任务失利”。
一位团队成员在日志里写道：“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哭了，这是遥二失利返京后的280天里我第一次流下眼泪。归零结束本应该松一口气了，但是这280天夜以继日，心里的委屈、心里的苦，也许只有在看到希望的时候才会真正释放吧……我感觉路可以顺利地走下去了，我想‘长五’下一次发射很快就到了。”
然而，考验远未结束。7个多月后，初步改进后的芯一级氢氧发动机在长程试车过程中出现问题。研制团队再次对发动机的局部薄弱环节进行改进，提高了结构的动强度裕度。产品于2019年2月顺利通过两次长程试车验证。
2019年4月，长征五号遥三火箭的总装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一台用于后续任务的芯一级氢氧发动机在试验数据分析过程中出现“异常振动频率”。研制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隐患：发动机局部结构对复杂力热环境非常敏感，容易引起共振，且一旦激发，不易衰减。
不久后，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党委书记李明华临危受命，担任长征五号第一总指挥。在中国航天史上，只有当任务面临巨大挑战时，才会增设这一岗位。
为了抑制振动，研制人员开展了大量设计和试验，先后探索了三条路。李明华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抓主要矛盾、抓问题根源，对发动机结构进行局部改进。在改进方案讨论会上，他顶住压力拍板了方案：“这件事是我定的，出了问题我负责，谁要是不执行，谁负责。”同时，他组织起全国优势资源，齐心协力开展联合攻关。
10余次、3000余秒的试验，验证了改进措施的有效性，发动机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019年10月，长征五号遥三火箭通过出厂评审。相比前一发，它得到了200多项技术改进，其中重大技术改进9项。李东评价：“长征五号的整体可靠性往前进了一大步。”
2019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以完美的飞行，宣告了自己的浴火重生。当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张学宇宣布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时，大厅里的人们相拥而泣。从遥二失利到遥三复飞，航天人经历了908天“含泪奔跑”。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场10余万人共同的“马拉松”。长征五号总指挥王珏说：“这不仅是我们团队的胜利，更是我们全国大协作的一次胜利。”
从龙乐豪551天的卧薪尝胆，到李东908天的“含泪奔跑”，再到大红屏前的相拥而泣……中国航天能从失败中走出自立自强的道路，是因为航天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在至暗时刻仍然相信黎明。
在长征火箭的托举下，中国航天正在太空长征中不断奋进。如今，天宫空间站常态化运营，成为国人的“太空家园”；月球探测，正从“把土带回来”走向“把人送上去”；深空逐梦，已实现从火星探索到与10亿公里外小行星相会；北斗导航，早已成为服务全球的“国家名片”；各类应用卫星，将“远在天边”的航天技术送回你我身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回望这条从戈壁滩延伸到浩瀚宇宙的坎坷征途，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贯穿其中；面向未来，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继续鼓舞航天人走好新时代科技长征路，在星辰大海间续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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