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欣
近期，美国国会提出一项名为《保护美国资金与专业知识免受敌对研究利用法案》（SAFE法案）的新法案，计划禁止美国科学家与被认定为“敌对国家”的研究机构开展合作。该法案上月通过了参议院审议，属于美国《国防授权法案》（NDAA）的一部分，但其严苛条款在美国学界引发强烈反对与深切担忧。
据《科学》杂志报道，10月下旬已有近800名学者联署公开信，呼吁国会撤销相关限制。多家高校及科研倡导组织组成的联盟也向立法者发出呼吁，希望在众议院与参议院的协调审议阶段删除该法案。
法案被批“范围失当、定义模糊”
该法案规定，与“敌对外国实体”有合作的科学家，都可能被取消联邦科研资助资格，合作形式从合著论文到指导外国学生几乎一网打尽。更严苛的是，该法案竟追溯五年，意味着科学家过往正常的国际交流可被随意“秋后算账”。
该法案的提出者、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声称，其目的是“阻止联邦科研资金流向与中国军事和情报部门合作的大学或研究人员”。然而，美国国会众议员佐伊·洛夫格伦直斥其做法，称“SAFE法案不仅无视，甚至与已有法律完全相悖”。她批评其忽视了现行针对关键军事技术的精准防护措施，转而采取一种全面禁止的粗暴方式。
美国大学协会和美国公立与赠地大学协会在致NDAA协调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指出，这项提案的范围“远远超出保障美国利益所需”。他们写道：“我们理解必须禁止某些合作以确保国家安全，但该法案几乎涵盖了美国大学与海外机构之间的每一份研究协议、每一个海外学习项目、每一门语言课程、每一个专业会议，以及每一处校园设施。”几乎所有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无一幸免。
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ASF）在另一封信中警告称，SAFE法案对“关联”的定义模糊不清，可能重演“中国行动计划”的悲剧，导致针对亚裔科学家的偏见性执法与“寒蝉效应”。
多方警告过度限制恐致人才与竞争力双输
“这将加速科学合作中民间信任的瓦解。缺乏这种正向能量，美中关系将愈发对立，甚至可能成为彼此的敌人。”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家、AASF董事会成员林海帆表示。
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史蒂文·基弗尔森是科学家联名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他表示，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对自己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研究至关重要，同时也使美国科研整体受益。此前，他曾指出，紧张局势使中美学者难以像几年前那样建立紧密合作，也导致中国申请者数量下降。相关限制法案正削弱美国高校科研活力与人才吸引力，将深远影响学术交流。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17日刊发题为《专家呼吁避免对中国科研合作过度反应》的文章指出，美国推动的SAFE法案体现出美国政府在科研安全问题上的日益强硬态度，但其效果和代价都值得警惕。文章指出，该法案试图以强制“脱钩”方式推动学术界站队，但这样做只会制造“双输”局面，既不能真正阻断国家层面的竞争，又会反噬自身的科研创新生态。
日本《朝日新闻》在10月14日的报道中，援引美国瓦萨学院社会学与科学技术研究助理教授阿比盖尔·科普林的话指出，开放科研是双向受益的过程，美国自身亦是受益者，而过度限制可能适得其反，使人才望而却步。与其投入巨大代价实施限制，远不如将资源用于继续乃至增加科研投入，这才真正符合美国的安全与经济利益。
科技企业家兼投资人阿尼·贝利尼也认为，如果限制措施过度，可能抑制科研进展，切断美国高校和初创企业与全球同行就新技术进行必要交流的渠道，实质上是在削弱美国自身创新的源头活水。
科研限制政策升级引发持续担忧
SAFE法案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美国政府针对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已构建起一系列限制措施。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的沃尔夫修正案，该法案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使用联邦资金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
近年来，国防部和国会更进一步，通过NDAA在科研资助层面设置多项限制。例如，2024年众议院版本就包含禁止与中国及其他“关注国家”有合作关系的高校和科研人员获得联邦资助，并要求科学家在资助期满后三年内不得前往这些国家的机构任职的条款。
总体来看，美国的限制政策正不断系统化与扩大化。过去的法案多以保护国家安全、限制敏感技术扩散为明确目的，而如今的SAFE法案则在此基础上扩展，试图以行政力量强行剥离长期形成的国际科研合作网络。
《科学》杂志报道称，协调委员会的最终决定尚难预测，但观察人士担心，即使SAFE法案在最终审议中被删除，美国立法者仍可能通过其他条款以示“强硬”。基弗尔森坦言，这个问题“对每一位科学家都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去阻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