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江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会战打响后，杭州频频遭受敌机轰炸。国难当头，为了积蓄救亡图存的教育科研力量，当年11月，浙江大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
从杭州出发，迁移4次，历时2年多，跋涉2600余公里，其间“不停课不停学”……这次“西迁”也被后人称为“文军长征”。而“文军长征”的总司令，正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和气象事业的奠基者，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
1910年9月，竺可桢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乘上驶往美国的轮船。出于对“中国以农立国，万事农为本”的考量，他选择在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农学，毕业后转至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1918年，他在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后，毅然选择回国，下决心用自身所学填补中国气象科学的空白。
彼时的中国，仅香港和上海徐家汇有两座用于观测气候变化的测候所，而且均由外国人控制。竺可桢对此感到很痛心：“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
1928年，竺可桢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所长。他自办或合办测候所28个，协助地方兴办50多个，覆盖全国各地包括西藏拉萨及峨眉山、泰山顶部等偏远地区，并接管了北京、青岛的观象台。1930年元旦，气象研究所绘制完成东亚天气图，开始发布天气预报与台风预报，并将摄氏度规定为中国天气温度的标准单位。自此，中国人终于拉开主导中国气象事业的帷幕。
1936年4月，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面对学校师资匮乏、基础设施差的情况，大量引进学养敦厚的专家学者，坚持招收一流学生，让校风焕然一新。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被迫西迁。
数百名师生带着图书和教学设备，“驮”着一所学校艰难前行，历经浙江於潜、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最终在贵州遵义、湄潭落脚。
前路未知，后有敌寇，竺可桢需要边稳定学生情绪，边寻找新的落脚点。初次迁移后，他在日记里写道：“自至杭长浙大以来，余两鬓几全白，颓然老翁矣。”
虽然心力交瘁，他仍然尽一切能力保护学生，并节衣缩食，将自己的救济费分给同事。无论环境多么艰苦，竺可桢始终第一时间复课，利用庙宇祠堂作教室，结茅架竹建校舍，确保图书馆与实验室随迁同行。
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浙江大学师生仍取得诸多科研突破，在《自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也在战火中诞生。求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这也成为战争中浙江大学精神最好的诠释。
待到1946年秋复员回杭时，浙江大学由最初的3个学院16个系扩展到7个学院26个系，教授和副教授人数从70人增至201人，学生数量也从600余人增加至2000多人。在西迁时期的浙江大学学生中，有26人此后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创立了我国首个多学科自然资源研究机构、首批沙荒治理与冰川海洋科研机构等多个“第一”。
在竺可桢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先后派出了地质和土壤调查队，分赴东北、西北、中南、华北、华东、西南各地，开展有关煤、铁和有色金属矿藏的调查勘探活动，开展土壤调查工作，勘察铁路、水库、工厂的工程地质条件。
无论是在早年的求学岁月，还是在硝烟弥漫的西迁之路，抑或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的科研工作，竺可桢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以科学报国的赤子之心，推动中国现代科学与教育的发展，诠释了一位知识分子对民族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