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9月3日，于辛以“两弹一星”元勋后代的身份，受邀到天安门广场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大会结束后，他在下榻的宾馆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专访。
“工作人员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一见面于辛就说，“我们其实没做什么，我们是普通人。真正了不起的是他们，是我们的父辈。”
于辛的父亲是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其实，于辛是在2013年之后，才开始深入了解父亲的。
母亲去世后，于辛整理家里的旧报纸，看到1987年5月12日《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的文章，标题是《学习于敏，为祖国强盛而拼搏》。文中提到，于敏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担负起理论设计学术领导的主要责任，让核武器理论研究队伍有了主心骨，“在此后的几年，科研上又连续取得了新的突破性的成就，有了质的飞跃”。
这和于辛印象中的父亲不太一样，他意识到，父亲“很神秘”。
于敏虽然得过不少奖，但他总淡淡地说：“都是大家的功劳。”2013年后，于辛开始和父亲聊，和父亲身边的同事聊，查阅历史资料，才慢慢了解父亲那一代人取得成绩的背后，有多少艰辛、迷茫和困惑。
在氢弹突破之后，于敏作为理论研究和理论设计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和技术团队核心，实现了核武器小型化和中子弹的突破。在国防高科技发展中，他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的有些工作，至今依然还有很多“不能说”。
了解越多，触动越多。于辛分享了几件他最有感慨的事。
1982年9月，于敏个人跨部门、越级请求紧急暂停一次热核试验。当时，前方戈壁滩上试验场已经准备就绪。在后方的于敏思考各项物理因素时突然发现，有一个物理因素此前历次试验中都不起作用，但现在情况变了，它是否起作用还没有加以考虑。明知因一个物理因素考虑不周就提出暂停核试验，很有可能遭到首长批评，但“事到万难需放胆，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敏第二天一早边组织人进行计算，边请求向国防科工委主要领导汇报，希望暂停这次热核试验，等待计算结果。
见到领导后，于敏先进行自我批评，也做好了挨批的准备。不过，领导非但没批评，还表扬了于敏“实事求是、对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同意暂停这次热核试验。
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运算，于敏确认这个物理因素对此次试验影响不大。试验得以继续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但该物理参数在下一次核试验时，成了一个关键因素。
蒋心雄曾在《工人日报》那篇文章里这样评价于敏：他把对党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事业的强烈责任感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对国家、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地，精心细微地从事研究工作。
还有一件事，和全家的命运都有关。
1969年，于敏全家户口都迁到了四川。但四川没有计算机，不具备科研条件，父亲和同事们陆续回到了北京，孩子们也跟着到北京借读，相当于“北漂”。
“北漂”的生活很不方便：看病得借户口本去挂号；逢年过节得凭户口本才能领到节日副食票；1979年于辛姐姐要高考，还得回四川去考。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不能分房，全家只好挤在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有时，于敏只能拿个小板凳坐在家中狭小的过道中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三强先生曾多次邀请于敏回中国科学院，还承诺解决户口和房子。
此前，于敏因为国家需要，曾两次转换他的研究方向。他其实一直想做基础理论研究，此刻，这个机会真真切切摆在眼前。
但那时，很多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因各种原因已经相继离开了理论设计单位。如果于敏再走，队伍可能就散了。
考虑到国家核武器事业仍然需要自己，于敏在全家期盼的眼神中，放弃了这个机会，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
父亲工作虽然忙，但于辛仍能感到他对家庭的爱。
小时候，年幼的于辛常在睡梦里被父亲的胡子扎醒。于敏国家任务重，工作忙，早出晚归。回家后，他就趁着这少有的相处时间，把孩子抱起来，拿脸贴一贴，蹭一蹭。“后来想起来，满满全是爱。”父亲去上海出差，会托同事给于辛和姐姐带北京没有的大白兔奶糖，给妈妈带玻璃丝袜；父亲频繁去外地，也会随身带着家里的照片。
讲起种种往事，于辛眼里曾数度泛起泪光：“父亲对我的影响是‘身教’。他身体力行地告诉我，要热爱家庭、热爱国家，要自立自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现在，于辛是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中的一员，他要把父辈的故事和精神讲下去。
“前辈们深切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能够继承并弘扬当年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阶段，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为祖国创造出新的辉煌业绩。”于辛强调，“弘扬科学家精神，既是传承历史薪火，更是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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