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听”不能“说”的半部电台

科技日报记者 王烁 

1935年2月，贵州赤水河畔。

红军一渡赤水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命令中革军委三局派出一部电台，配合红五军团一部佯装主力。他们的任务是携带电台在赤水河北岸持续发信号，制造红军总部在此处的假象，调动大批敌军向该方向集结。而真正的红军主力，借着佯动电波的掩护二渡赤水河，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在长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红军无线电事业，是从“半部电台”开始的。

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木制箱子：它装着一台十五瓦的电子管收报机，旋钮的刻度早已模糊不清，开关也覆上了斑驳锈迹。这是1930年12月30日，红军战士在江西龙冈的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电台，也是红军最早的无线电装备。

从没见过电台的战士不小心损坏了其发报功能，机器只剩下收信功能。就是这只能“听”不能“说”的“半部电台”，被刚刚参加红军的王诤变成了宝贝。王诤原名吴人鉴，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31年1月，王诤被任命为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队长。他靠着电台抄收电讯、监听敌情，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截获敌军向东固进发的明码电报，帮助红军再传捷报。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他的著名词作：“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庆功会上，他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随着无线事业的发展，1934年，中央红军已拥有17部电台。同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开始了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的14部电台随红军长征，多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11月底，在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艰难地来到湘江东岸。此时，蒋介石已经调集30万兵力，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湘江当成一条绞索，一举围歼这支疲惫之师。

“其中有一封非常关键的电报，是12月1日凌晨三点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向红一、三军团发出紧急动员电令，说这一天的战斗关系我军全部，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要不顾一切牺牲，开辟西进道路。这个命令就是通过中革军委三局发出去的。”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原研究员胡海波说。

遵义会议后，在红军转战途中，时任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组织全体报务人员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夜以继日地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各个军团。在四渡赤水这一史无前例的高机动作战中，他们利用多部电台建起的通信网络，在不足2个月的时间里，仅在中革军委与各军团间就收发电报280多份，保证了中革军委作战意图准确实施。

毛泽东赞誉通信和技侦情报工作使红军在长征路上能“打着灯笼走夜路”，为红军顺利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

一道道电波照亮了漫漫长征路，而那“半部电台”，也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国家重要文物被珍藏。

如今，当人们在收报机前聆听当年的故事，那些穿越了艰苦岁月的红色电波，仍然回响在时代潮头，传递着一个民族赓续传承的精神呼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