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欣
10月18日，世界物理学界迎来一位时代巨匠的谢幕：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北京因病辞世，享年103岁。国际主流媒体纷纷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不仅是20世纪基础物理学的重要推动者，更是中西科学文化交汇的桥梁与象征。
物理学界的破壁者
多家外媒在报道中均指出，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场论、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均作出卓越贡献。
自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杨振宁的名字便与“镜像对称性破缺”（宇称不守恒）这一科学范式的转折紧密相连。外媒普遍强调，这项研究不仅颠覆了当时物理学界“镜像世界不可区分”的根深信念，也为后续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奠定了基础。例如，英国《卫报》报道指出：“他在统计力学与对称原理研究上的开创性工作，令他成为20世纪基础物理学的重要推动者。”
此外，杨振宁与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广泛视为现代理论物理的基石之一。韩国《朝鲜日报》在报道中指出，这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被认为与麦克斯韦方程组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齐名，是最基础的物理理论之一。
《印度时报》报道称，除了开创性的科研工作外，杨振宁还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其论文广泛发表于《美国数学学会公报》《物理评论》《现代物理评论》及《中国物理学报》等国际权威期刊，持续推动多个学科的发展。
杨振宁不仅作出了改变物理学根基的科学贡献，更以其跨文化背景和思想姿态，成为科学史上极具辨识度的人物。乌克兰媒体112.ua评价称：“他对科学的贡献，特别是在粒子物理学领域的研究，将永载史册。这样的科学巨星陨落，对全球学术界和科学爱好者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东西方科学的引渡人
纵观杨振宁的生命轨迹，从中国远赴美国，在普林斯顿与芝加哥求学，到后来回到中国推动教育与科研，其本身就是20世纪全球科学发展与人才流动的缩影。他晚年的“归来”，更被外媒赋予了深远的象征意义。
杨振宁于1946年赴美，获得芝加哥大学奖学金，并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恩里科·费米对杨振宁的学术工作赞誉有加，并将他推荐给当时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
应奥本海默邀请，杨振宁加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在那里工作了17年，其间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里曼·戴森等科学家有过深入交流。奥本海默曾评价杨振宁的工作：“展示了极大的想象力和基本概念的简洁性，并具备相当强的分析能力。更为突出的是，这一切在如此年轻的科学家身上表现得这么出色。”
为便于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杨振宁于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然而，他始终心系故土。据《朝鲜日报》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起，他便积极为中国科技发展建言献策，推动祖国科研进步。
2015年4月1日，杨振宁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公民身份。外媒颇为关注杨振宁这一选择。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报道中特别提到，杨先生以“血脉属于中华文化”自喻，表达了对文化根源的认同。印度《经济时报》则指出，为配合其身份转换，中国科学院特别调整了院士管理办法，这在该院历史上尚属首例。
早在1957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就曾动情地说道：“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这份对自身文化根源的深切认同，贯穿了他的整个生涯，并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得到了更为凝练的抒发。2017年，他再次深情地表示：“我血管里流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超越时代的播种者
作为连通东西方的“文化使者”与“桥梁人物”，杨振宁晚年将重要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外媒观察到，这一选择让基础物理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在许多评论者看来，这不仅是杨振宁个人的选择，也象征着东西方学术互动日益密切。
除了科学成就，杨振宁留下的精神遗产同样深远。新加坡《海峡时报》回顾了他在亚洲推动的多项教育计划。例如，2006年7月，杨振宁在南洋理工大学推动设立“杨振宁学者计划”，旨在为有志从事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本科生提供支持，并亲自举办《对称性与物理学》《我的人生》等讲座，激励年轻学子。
1986年，他还倡导设立了新加坡“陈嘉庚青年发明奖”。陈嘉庚基金会19日在悼念声明中指出，杨振宁希望借此鼓励年轻人不被考试所束缚，勇于批判思考、拥抱创新。声明中写道：“近四十年来，这个奖项惠及了无数青年，播下了科学探索的种子，点燃了创新的火花。他对教育的热情与远见将永远是我们的灵感来源。”
杨振宁不仅属于他的时代，更跨越时代，将他的科学成就与家国情怀，共同汇聚成一份厚重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如同永不熄灭的明灯与路标，将持续照亮后来者的前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