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晖 游雪晴
“我深深眷恋着青藏高原，‘想念’不够劲儿，离不开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91岁接受采访时，用不太“科学”的语言表达了他对那片土地的强烈情感。在那里，一代代青藏科考人，风餐露宿、爬冰卧雪，用青春甚至生命把论文写在了世界屋脊上。
对那片土地，记者同样深深眷恋。因为曾有幸和他们在一起，写他们的故事，学他们的精神。而“在现场”的获得感，是对记者这份职业的最大奖赏。
2005年，在孙鸿烈的关心下，一场规模浩大的珠峰地区多学科综合科考启动。作为随队记者，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和科考队员在一起，驻扎在珠峰科考现场。
因为在现场，我们对高原反应和高原上的艰苦生活有了切身感受。在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头疼、气喘，永远无法一觉睡到天明。由于科研经费拮据，科考队员吃的是土豆丝、土豆片、土豆块儿，很少见到肉和青菜；喝的是绒布河里几乎没有过滤的水；住的是直不起腰的小帐篷，大帐篷只有两个，男女混住，晚上咳嗽声此起彼伏。这是我们的一个月，却是青藏科考人的日常。
因为在现场，我们常常被震撼。到珠峰的第一个晚上，刚刚从高山营地回到大本营的康世昌队长微笑着和我们握手，干裂的嘴唇渗出鲜血。而独自在高山营地待了50多天的丛志远老师胡子拉碴的，完全瘦脱了相。一次，我们跟着张镱锂老师去喜马拉雅南坡做样方，几十年前“老青藏”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度手绘记录的复印件是“指南”。一大早大家就在大约60度的山坡上攀爬、比照，终于找到了记录里的位置。忙完下山时，已是下午3点多。
因为在现场，我们收获了成长和感动。凌晨3点和科考队员一起放探空气球时，我们见识了夜幕中珠峰的巍峨；寻找冰湖的路上，我们听到了康世昌在“气短”的地方鼓舞士气的嘹亮歌声。那时候，珠峰大本营没有手机信号，我们与山下联系靠一部亚星电话。写时效性强的稿子要抱着电脑在刺眼的阳光下，找信号好的角度打电话念给同事。
临行前的那晚，结束采访已经是晚上11点，科考队员们都来与我们告别。科考队员们不善言辞，只是用歌声表达祝福，《送战友》《朋友》……一首接一首。那天的风有八九级，当歌声和着风声，飘荡在珠峰的夜空时，我们感觉，做记者，值了。
很庆幸，我们在现场，见证了“以大自然为实验室”的青藏高原研究发展历程上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