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和社会运行方式已经因新冠肺炎这一公共卫生危机而改变。疫情经济下，传统市场机制已无法发挥作用，不论是检测试剂和疫苗等关键公共品的开发、制造和分配，还是全球以及本土的供应链和抗疫协作，都在呼唤政府用更合理的机制设计来对市场进行补充，应对新现实与新常态。
7月8日，罗汉堂秘书长陈龙与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数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连线对话，探讨如何通过机制设计，为民众和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救助，以及让各国政府在抗疫和改进全球化中承担起应尽的职责。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数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
美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令人失望
马斯金指出，各国未来需要在短时间提供数以亿计的疫苗，谁能制造这些产品？如何进行分工？如何设定价格来覆盖基本成本？在普通的状态下，可以靠市场达到合理均衡。但在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政府必须设计合理机制，发挥补位和兜底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因为只有“政府是代表公众和整个社会行动的机构”。
马斯金认为，美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令人失望。政府本应认识到疾病的严重性，并及早采取行动，隔离民众。由于缺乏警惕性，新冠病毒在美国迅速扩散，而此时政府本应增加防护设备，尤其是口罩，并加强检测，有针对性地进行隔离和封锁，但这些措施真正落实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对大流行病做出了最糟糕的应对。”
陈龙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根据罗汉堂开发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ET），在新冠肺炎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这一指标上， 亚洲是每100万人中约有10人死亡，欧洲约为255人死亡，北美则约为367人死亡。北美目前居世界首位，这并非是医学能力的不足，完全是政府的反应机制出现了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美国的预防和应对的速度过慢；另一方面，放开经济的速度又过快。
要设计更有针对性的财政救助计划和公共品高效分配机制
疫情以来，全球经济遭重创，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运营压力空前巨大。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但能否真正触及并成功救助企业，依然是政府面临的难题。
马斯金强调，政府必须给中小企业更多喘息空间，因为大公司的持久力更强，除了政府之外，还可以利用其他资源，所以更有能力渡过难关。即便是生意一落千丈的航空公司，如达美或美联航，在疫情结束后依然可以通过重组继续生存下去。但如果小企业在疫情中倒闭，就是永远消失了。因此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要重要得多。
马斯金认为，单靠市场不足以提供高水平的公共品。因此，在来势凶猛的疫情下，政府必须建立机制，确保每个人都能快速获得检测试剂和疫苗等公共产品。
马斯金指出，在供应检测试剂和医疗防护用品方面，已经有固定机制可以让供应商有动力以对社会最有益的方式进行生产。但要实施这些机制，就必须有足够大且有足够购买力的买方来增加试剂的供应量。美国政府有足够的这样的能力。假如美国联邦政府拨款1000亿美元，让企业生产试剂盒，然后以极低价格将试剂盒重新分发给公民，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检测，没有人会因为支付试剂盒而破产。而社会因此受益，远比付出的成本高。
在疫苗问题上，政府则可以扮演两个角色。首先，让制药公司有足够动力开发疫苗，比如许诺成功后给他们高额奖励。其次，在疫苗开发成功后，政府购买疫苗，然后以低成本分发疫苗，这就确保了每个人都有能力获得疫苗。为实现上述目标，具体做法有很多。一种方法是，政府在成功开发出疫苗前，提前宣布奖励事宜。另一种方法是直接资助研究，通过市场机制和补贴来确保制药公司有足够动力来快速开发疫苗。
马斯金指出，公共品问题是无法仅依赖市场机制就能解决的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大流行病，所有这些都是未来的巨大挑战，也都是公共品问题，只能靠政府层面的首领合作来解决。 因此为应对本次疫情乃至之后的全球环境挑战，“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并真正做到互相帮助”。（经济日报记者 徐惠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