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临床研究培养在天坛医院，基础研究培养在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但目前临床医师科学家的培养时间还是比较短。”7月18日-19日首届医药协同创新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临床医师科学家需要系统培养，不能像现在做临床研究和研发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模式，目前我国医学院仍缺乏培养临床医师科学家的系统生态。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黄天荫也认为，要打破当前医学院与医院分离的培养模式，建立学术医学系统，培养兼具临床能力、科研思维与转化视野的临床医师科学家，推动源头创新转化“最后一公里”的进程。
从人才培养入手，推动新药研发的临床导向
“中国之所以原创新药非常少，原因有多方面，但最核心的问题是科研院所很多研究是面向期刊编辑的，而不是面向临床需求的。”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钱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目前很多文章提到发现了一个机制可能与某疾病相关，这些关联性的发现并非真正的靶点发现和验证，只能算是提出了潜在靶点的初步假设。
事实上，这类发现如果研究质量不够扎实，转化路径不清晰，很少会有后续跟进。钱锋认为，真正根植于临床实际的高质量研究自然会吸引来自产业、投资机构的关注，而为了发论文的研究往往止步于潜在可能性的验证之前。
黄天荫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表示，当前转化医学推进困难在于缺少一个关键角色——临床医师科学家。
“科学家要明白临床问题，医生也要明白最前沿的科研，把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是临床医师科学家的核心。”黄天荫解释，95%-99%的传统医生是把已知的知识应用于患者的健康，而临床医师科学家则是面对未能解决的问题，探寻未知的知识。
尽管北京等地已经要求生物医药领域项目要有临床医师与学术科学家双牵头，但仍面临临床医师科学家数量不足，制度落地困难的问题。为此，培养临床医师科学家已成为当务之急。
多地提出以关键人才培养支撑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如不久前发布的《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在第一条就提出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够牵头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项目负责人，推动临床端引领和支撑医药研发整个进程。
创新机制，形成有利于临床医师科学家成长的生态
“当然并不能让所有的医生都变成医师科学家，按照先进国家的经验，医师科学家约占整个医生群体人数的5%。”王拥军说，这需要把合适的人“筛选”出来，而且需要成体系的培训。目前，最成功的医师科学家培训计划之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的“黄色贝雷帽计划”，让医生通过脱产在基础研究所学习，培养出多位诺奖学者和院士。
多位专家认为，我国缺乏将临床医学与科技创新并行开展的临床研究培训体系。
“当前开展科技创新的学者大多不了解医疗生态，难以把科技创新融入医疗环节；而传统的医学院学生毕业后去了医院，通常没有很多的科研机会。”黄天荫说，培养临床医师科学家不能靠机会或运气。
黄天荫介绍，国内外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培养路径。在国际上，无论是在完成临床阶段的培养后转去学术型的博士，还是交换两者顺序都是可以的。在国内，过去兼具MD（临床医学博士）和PhD（学术型博士）学位是不被许可的，现在有些高校已经在改变原来的规则。
“此外，临床医师科学家培养还需要全面型管理，而不是学院、医院分开管理。”黄天荫说，清华大学医学院正在探索通过新园区的建设将学院和医院融合建立新的学术医学系统，为临床医师科学家的培养提供必要的软硬件支持。
“临床医师科学家培养生态的形成需要政府、业界、重点医院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通过政策的制订鼓励培养真正愿意进行科技创新的临床医生。”王拥军表示，北京市启动了多个业余培养计划，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医师科学家培养制度。相关培养计划正在各级政府的持续关注下不断开展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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